郭立安，1962年出生于我市温县，现为西安交大保赛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药学博士，我国分离介质技术研发领域的学术及产业带头人。他先后承担了国家“十五”科技攻关、“十一五”科技支撑、“863”计划等60多项国家、军队、省、市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和研究课题。图为郭立安在西安交大校园里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本报记者 陈作华 摄

  核心提示

  他，第一个在我国研制出生物分离介质，由此打破了国外在生物分离技术领域对我国30多年的垄断和控制；第一个建起分离介质自动化控制生产线，从而将实验室技术转化为规模化生产；第一个在介质研制领域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成为国内分离介质行业的领跑人和标准制定者；第一个在国际上提出了分离技术纯度革命的理论，创立了99.9%以上的纯化理论和方法学……

  他，就是中国介质规模化生产第一人、我市温县籍人郭立安教授。而今，他所领导的企业，是世界上第二家能够规模化生产生物分离介质的公司，承担着国家、军队、省市60多个高科技产业化研发项目。近日，本报《天南地北焦作人》栏目记者走近郭立安，探访他所走过的“介质”之路。

  本报记者 陈作华 王水涛

  要为中国争口气

  “注射青霉素前为什么要做皮试？不是因为人们对青霉素过敏，而是青霉素药剂里的杂质会造成人过敏。如果把青霉素药剂进一步提纯，在注射前就不需要做皮试了。这在发达国家已经成为现实。应用分离介质进行纯化，就可以实现这一目标。”

  西安交通大学曲江校区国家大学科技园内，保赛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科研大楼掩映在绿树丛中。该公司董事长郭立安在他办公室里一边通过PPT演示扫描电子显微镜下的介质照片，一边向记者普及生物分离知识。

  “介质是生物分离领域的一类新材料，可对空气、液体中的有害物质进行选择性吸附，比如病毒、细菌、疫苗、农药、尼古丁、重金属、化学药品等，它的特点是高选择性、高纯化率，主要用于国防、生物制药、中药现代化、水源治理、空气净化、环境保护、汽车工业、烟草工业、海洋工业、现代农业、灾难救护、突发重大传染病防护等方面，属于国家前沿高技术研究领域。”

  “参加工作30多年来，我只干了一件事，就是对生物分离技术的研究，‘介质’是我事业上的‘孩子’，也是我生命的一部分。”郭立安说。

  眼前的郭立安，两鬓已经花白。虽然身为公司董事长，但他更像一位儒雅的学者。

  1962年，郭立安出生在我市温县祥云镇一个农民家庭。他小时候既没有优越的家庭条件，更没有上过什么补习班，他的母亲甚至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他在上大学前没有走出过温县。

  但他天资聪颖，且酷爱学习。他放弃在本村当民办教师的机会，奔波他乡去读高中。1979年，他考入河南大学化学系，毕业后谢绝留校任教，考入西北大学分离科学研究所继续深造。获得硕士学位后，他被分配到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从事生物大分子分离理论与技术研究。在此期间，他又取得了药学博士及博士后学位。

  郭立安所从事的研究项目需要使用介质，他所在的实验室成为瑞典一家生物介质公司（后该公司被美国通用公司收购）的最大用户。但是，该公司因在技术上的独家垄断，大幅抬高价格，导致国内生物制品的价格水涨

  船高。同时，该公司对用于国防研究的介质不予提供，导致我国部分科研项目被迫停滞。

  由于在技术上处于垄断地位，对方在谈判桌上丝毫不肯让步。“你们会为自己的做法付出代价的！”郭立安在一次谈判中硬邦邦地撂出这句话。

  “绝不能受制于人，我要给咱们国家争口气！”郭立安开始了对分离介质的产业化攻关。几个月后，我国首批介质材料问世，相关国防科研项目得以继续进行。

  人生应当有目标

  “分离介质应用广泛，涉及到国防、医药、民生多个方面，并且是生物产业发展的关键控制点。既然我已经在实验室里做出了介质，为什么不把它产业化？这个念头如同蘑菇云一样在我脑海里剧烈升腾，很快聚变成了我人生新的目标。”郭立安说。

  “在军医大里，我只能做基础研究，要想实现介质的产业化，就要走出校门。当时，我已是教授，是教育部第一批千人骨干教师，待遇很好。但是，我决定朝着自己的目标走。于是，我成为全军博士后中自主择业的第一人。”

  2001年，公司挂牌成立。郭立安租下一套三室两厅的民房，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路。办公室、实验室都在这一套民房里，房租、材料、设备都用自己的转业安置费支付。从工艺设计到技术改造，一切从零开始，一切从实验中摸索。

  “介质的化学合成，在实验室里容易做，但到了生产中，就有100多个关键控制节点，哪一点不到位生产就会出问题。”郭立安说，“失败的次数已记不清了，但开弓没有回头箭，分析原因，总结经验，一遍遍地从头干。”

  5年后，第一批用于生物制药的介质问世。2006年，该公司生产出了与美国通用公司同等水平的分离介质，一举成为国际第二家可以规模化生产生物分离介质的企业，填补了我国分离介质产业化的空白。

  2010年,郭立安开始介质民品化生产。在他的产品展厅里，记者看到了无生理反应的戒烟介质烟嘴、可以清除蓝藻毒素的水净化产品、用于应急救护的污水净化玉净瓶、无呼吸阻力的抗病毒口罩、家庭及车内空气净化器等民用介质类产品。

  郭立安介绍，公司至今已研发生产出四大类100多种生物介质，产品广泛应用于血液制品、生化制药、基因工程和天然药物的有效成分提取等领域。市场所需90%的分离介质均可实现规模化生产，国内外用户超过200家。2006年以来，该公司已制定了19个生物分离介质产品质量标准，成为国家唯一制定介质质量标准的企业。

  近年来， 郭立安所在公司先后承担了国家四部委“生物医药战略新兴产业项目”、国家发改委“生物分离介质国家高技术产业化项目”、国家“863”计划、科技部“十一五”科技支撑等60多项重大攻关课题，并被认定为生物分离技术国家“863”产业化基地、国家高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单位、陕西省首批13115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中美新合资微环境净化研究中心等研发基地。

  向纯度革命进军

  “传统的分离方法包括离心、沉淀、萃取、过滤、结晶等，通常只能达到95%的纯度。而生物分离介质则是当前最先进的工业纯化技术，它可在分子层面实

  施选择性吸附，使产品纯度达到98%以上。”郭立安说。

  “在医药行业，产品的安全性永远是第一位的，而安全性决定于产品的纯度。在生物制药行业，药品总生产成本的60%以上由生物分离技术决定。所以，生物分离技术被称为生物医药产业的CPU，是金钱买不来的技术。”郭立安说，“同时，提纯技术也是一个没有终点的课题。目前，虽然生物分离介质能够实现98%的纯度，但仍然无法满足现代生物医药的更高要求，对于99.9%以上的工业纯化技术，国内外在理论体系、方法学、技术及装备方面尚属空白。”

  那么，将纯度由98%提高99.9%，究竟对相关领域能带来多大变革？郭立安举了一个形象的例子，以计算机为例，单晶硅纯度由上世纪80年代的99%发展到现在的99.9999%，一台计算机也由一栋楼的大小变成了笔记本大小。

  为此，郭立安首先提出了“纯度革命”的理论。他把工业提纯的目标指向99.9%以上，希望以此促使生物分离介质技术能够实现更高层次的跨越，并带动相关产业取得飞跃性的突破。“如果纯度革命目标实现，在生物制药方面，全球新药研制投入将节省上百亿美元以上，同时，因药物杂质导致的过敏死亡率可降低70%至80%。”

  目前，郭立安正集中精力构建纯度革命的理论和方法学。他希望在不久的将来，高纯度工业化分离技术在我国率先实现。

  “不为国家做点儿事，就是对自己和国家不负责任！”郭立安以这句话激励着自己不断走向前人未曾到达的科学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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