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一版）这块小黑板擦了写，写了擦，记录了他一次次在村里现场调查、调解、开庭，或者是回访当事人、看望困难群众、找村干部交谈了解情况的经历，留下了终日奔波、不知疲倦的身影。

由于整天和群众泡在一起，他对农村的了解达到一种精微的程度，从而总结出一套自己的办案方法。

他曾经化解过一桩疑案：两户责任田南北相邻。1979年春天分地时，两家在地头共同栽下一棵桐树苗，约定以树为界。十几年后，南邻说自己的地少了，秋天不让北邻种麦。北邻无奈，诉至法庭。闫胜义来到现场，南邻说：“俺家刚分地时，宽宽绰绰种四耧十二垄麦，现在种三耧零两垄都种不下了。俺的地南边界是部队的电话线杆子，那是死的，要少肯定是北边少。”北邻也不示弱：“以树为界！地埂没打偏，树又不会自己跑！”大家都觉得蹊跷！闫胜义围着桐树转几圈，问：“树是你们两家的，锯了卖钱是不是该平均分？”两家说：“该！”闫胜义说：“溜地皮把树锯了，就知道官司该咋断。”两家人将信将疑，找来截锯，把大树放倒。闫胜义看看树木年轮，指着最内圈的小空洞说：“这就是当年栽树时的位置，按这位置量，再看地多不多、少不少？”村支书和老会计拉开皮尺一量，同声说：“咦，正好！”闫胜义说：“这就对了！树木生长本来就是向阳的一面比背光的一面长得快，加上这棵树北侧早年受过伤——”两家说：“不错！栽上第二年被羊啃过一回。”“就是那次受伤，更加影响到北侧的生长，你们看，南面的年轮越来越宽，北面的就基本上不长……”这个案子让许多人至今津津乐道。

闫胜义第一次单独办案是到许河乡董园村调查调解离婚案。

他先找到村党支部书记董庆献。董庆献介绍：“你说的这个被告年龄虽小，但辈分很长，我喊他小爷。这个事据我看，根儿在他身上。他身子瓤，好凑牌场，我小奶嫌他干活不帮忙。但他要知错认改，我小奶兴许能原谅他。”闫胜义于是找被告董某来谈。谁知董某爱面子，一听说是法官，马上恼怒起来，工作做不下去。闫胜义悄悄问村党支部书记：“你们村姓董的是大户还是小户？”村党支部书记说：“大户。”“那你们姓董的谁说了算？”“那得算俺堂三叔董明德，他处事公道，家族里的事一般他说了都听。”闫胜义随即央人去请60多岁的明德老汉。明德老汉一到场，刚刚还情绪激动的董某马上不怎么说话了。明德老汉嘴里喊着被告小叔，然后一桩桩、一件件给他摆事实、说事理，又拿村里这家那户过得好的来对比，羞得被告低了头，红了脸，说是要给媳妇认错、写保证。董某终于赢得了妻子的原谅，案件得以调解。

从这件事上，闫胜义认识到依靠社会力量办理案件的重要性——他将其称为“借力办案”。

闫胜义说，在农村光有好心、说好话也不中，有时候就是“三句好话不如一鞭子”，这鞭子就是法律——他把这称为“法理并重”。

闫胜义把调解工作贯穿于民事审判的立案、开庭、宣判三个阶段。他发现，在立案阶段，当事人发生纠纷时间短，抓紧调解能有效避免矛盾发酵升级；开庭前，许多当事人爱面子，不想对薄公堂，抓住这种心理，有利于促成和解；开庭以后，一些当事人自知举证证据对己不利，会降低诉讼期望值，这时调解也容易成功——他把这种方法叫作“三调一判”。

在调解赡养纠纷时，他会看似不经意地告诉被告：调解不成的话，就到村里开庭。凡是要点面子的，都怕在村里开庭，家丑外扬，让村邻议论儿女不孝，因而选择调解——他把这叫“心理暗示法”。

对于朋友之间的纠纷，闫胜义认为多是一时的气话“顶”上了，结成疙瘩解不开。只要找准症结，给双方个台阶，一般都会主动下台——他把这称为“搬梯子下楼”。

对于财产纠纷，按闫胜义的经验，是法官要给出一个支点。比如婚约财产纠纷中彩礼的退还问题，他发现60%是个支点，根据具体案情适当降低或提高，一般双方都能接受。

对于家庭婚姻纠纷，闫胜义说法官要给出一个参照系。比如离婚案件，他让调解成功的当事人配合调解新的离婚案件，抓住人们的比较心理，一般都能产生较好效果。

对于调解有难度的案件，闫胜义说可以尝试在法庭内部相互交换调解。一个法官调解不成，其他法官可以再调解。通过不同人、不同方式调解，也往往能促成当事人达成协议。

27年来，他办理了2600多起案件，结果是：“三个零”——发回改判率为零，错案率为零，上访率为零。闫胜义说：“有这‘三个零’，我知足。”

“对群众要捧出一颗心”

闫胜义自小生活在农村，对农家之困、农民之不易有着切身的体会，对农民也有深深的同情。二十多年来，他铁骨柔肠，带着对农民群众深厚的感情从事着法律工作。

2013年，谷营乡四明村杨洪因遇交通事故，右腿截肢，出院后将车主湖北一家石油公司告上法庭。法庭依法判决后当事人均已服判。但闫胜义脑子里总是闪现着杨洪拄着拐杖离开法庭时那颠簸的身影。他想，一个普通农民在遭遇这样的变故之后，心灵会受到多大的重压呀！他认为自己应该为杨洪再做些什么，即使不能帮他解决更多的困难，也应让他感受到更多的关怀和希望！

在案件前期审理过程中，闫胜义曾经注意到被告方是一家有善心善举的公司，经常参加社会捐助活动。他想，假如在法律赔偿之外有爱心奉献，岂不是既能体现法律的严肃又能展现社会的温暖吗？他给对方石油公司打电话：法律程序走完了，但法律无情人有情啊！想想农村老家咱那些父母兄弟，再想想一个失去一条腿的农民他今后的生活会怎样、家庭会怎样？如果能拉他一把，我们能忍心不管吗？闫胜义十分恳切地说：“我知道你们经常做公益事业，也知道你们有这个能力，也就当是我替老百姓向你们求个情吧！”石油公司的领导被闫胜义所感动，研究决定额外给杨洪1万元生活捐助。杨洪得知这些情况，紧握着闫胜义的手久久不松开，喊了一声“兄弟”，泪水便涌了出来，半天才说出一句话：“我想着判了以后，就没人再管了……兄弟，你就是我亲兄弟！”

有人说，岁月会让人变得麻木。但同事发现，闫胜义随着工作时间越来越长、年龄越来越大，心变得越来越软。越是为群众服务，服务群众的心也就越来越细。

一个冬天的下午，闫胜义带着同事去一个调解无望的离婚当事人家里。男方躺在病床上。年迈的老娘抄手坐在旁边沉默无语。天擦黑的时候，两个孩子放学回来。按法律程序，夫妻离异需要征询10岁以上孩子生活意见。当闫胜义问“如果爸妈离婚，愿跟谁一起生活？”大点儿的孩子“哇”的一声大哭起来，抱住闫胜义的胳膊哀求：“伯伯，别让他们离婚！我和弟弟不分开……”闫胜义的眼泪也就流了下来，把询问笔录打湿一大片。每当想到那一场景，闫胜义都有些伤感。

齐场村的小云姑娘，是个单亲家庭抱养的孩子。爸爸常年在外务工，她跟奶奶相依为命。“每次看到这一老一少，我的心就忍不住地疼。”闫胜义心里惦记着，每次办案路过齐场村，都不忘买点东西去看看她们，“这样心里会稍微好受点。”

还有张君墓的李大娘，老伴去世，闺女家住不惯，在村里一人独居。闫胜义在张君墓法庭时经常照顾老人，调往东坝头法庭时，还把照顾老人作为一项内容与接替他工作的同志进行了交接。

今年3月习总书记在兰考的一句话，引起了闫胜义的强烈共鸣，“最根本的是要一有颗为人民服务的心，就像焦裕禄一样。”他把这句话工工整整地记在笔记本上。

把老百姓看成父母、亲人——闫胜义是这样做的。他说：“对群众要捧出一颗心。”

“群众的事再难也要管！”

雷新庄村土地纠纷是一起大案，源于村里对机动耕地的处置。

上世纪80年代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村里保留了1000亩机动耕地对外承包。由于当时管理不规范，承包合同签还是没签，承包费交还是没交、交多还是交少，都没个准数。后来，中央加大惠农政策力度，每亩地各种补贴已经超过100元，而当初所定每亩190元的承包费却一直没提高。原先没有承包的农户自然提出异议，要求把土地收回重新安排使用，而几十家承包户岂肯轻易退让，矛盾因此产生。年复一年，干部换了几茬，也没能把问题解决。每到种地时候，村里空气就很紧张，一方要强种，一方要阻扰，村里形成了错综复杂的矛盾对抗，后来发展到集体上访，从县里一直到北京，最终走向法律诉讼。

庭长征求闫胜义的意见。闫胜义说：“群众的事情不能不管，案件再难也得办，就由我来办吧。”

闫胜义和庭里同志进村调查，发现问题比原来想象的还要严重。他们还没进村，就有人放风：法官已经被包地户买通了，官司根本打不赢！还有人在私下里鼓动，意图把事情闹得更加混乱。更多的群众则是不愿面对法官，不敢道出实情。

办案人员对案件处理有三种意见：一是按照《土地承包法》的有关司法解释将案件驳回，不予受理。二是按照掌握的情况硬判，走一步说一步。三是通过做大量工作解决问题、化解矛盾。三种意见，第三种最难，而闫胜义坚持的是第三种意见。

3个多月过去了，闫胜义他们没少看冷脸、听冷言、吃闭门羹。

他和同志们约定：“再难，要把这件事情处理好，给群众一个交代！”

情况基本摸清了。凭借多年处置这类问题的经验，闫胜义认为必须借助更大的力量来促成问题的解决。他和庭长一起向院领导汇报，建议县委成立了综合工作小组，以法院为主体，纪检、组织、公安、乡镇等配合，联合开展工作。

工作力度明显加大了，群众的信心也明显增强了。这时，闫胜义发现自己朋友的一名亲属是承包户，在村里地位和威望比较高。在朋友的帮助下，闫胜义首先找这一户做工作，使他首先答应把承包地交回村集体。坚冰自此开始融化。闫胜义和同事们趁热打铁，一户户地做工作，说法理、谈人情，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承包地全部上交到了村委会。法庭紧接着又指导村委通过拍卖方式将收回的土地向外发租，租金向全体村民平均发放，平均每户每年获得了几百元的地租收入。一起二十多年的土地遗留问题终于在这里画上了句号。

闫胜义认为，法官就是要断案、解决问题的，所以不该“怕事”。越怕，事越难；越拖，事更难；解决了，它就不再难！他常说，想想当年焦书记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咱还有啥难可怕，有啥可为难的呢？

“群众的事情要办彻底！”

陈铁军是个搞建筑的农民工。2013年麦收时节，正是家中用钱的时候，但连续几个月工钱拿不到手，他于是和其他农民工一起把包工头起诉到了法庭。法律关系简单，判决结案容易，但闫胜义想的是，陈铁军们如果拿不到欠薪，结案又有什么意义呢？

他知道被告虽然是包工头，但问题的症结是工程甲方拖欠工程款。他和包工头一起找到工程甲方。他说：“眼下正收麦，农民急用钱。咱们都农民出身，要理解农民看着麦子焦在地里的心情啊！不管你们和包工头中间有多少扯不清的事，这个节骨眼上都得作些让步，先把欠民工的钱支付了再说，这也算你们对农民的一种回报。”掏心掏肺的话打动了在场的人们。甲方同意拿出一部分款支付农民工工资。闫胜义亲眼看着农民工一个一个把钱领到手，高高兴兴走出大门，他才放心。

“闫法官同一般法官不一样！”走南闯北做生意的李勇这样评价闫胜义，“一般法官想的主要是办案，闫法官想的不光是办案，更重要的是办事，为群众办事。”李勇说这话，自有他的道理——

10多年前，刚踏上生意场的李勇与朋友合伙开办一个板材厂，半年后和朋友闹崩了。双方都觉得吃了亏。李勇认为朋友应该再给他5000元钱，头脑一热就将朋友告上了法庭。开庭时双方都傻了眼：两人拿出来的流水账差不多，谁也不能证明谁吃亏占便宜。打官司是谁主张，谁举证，证据不清，法官可以不管。可要把账彻底理清楚，当事人要找会计师事务所，还要资产评估、审计，花费不在小数，对双方来说都很不值得。为了处理好这一案件，闫胜义把双方和账本都要了去，好言央求一位有经验的会计师，免费把双方的每一笔账理得清清楚楚，而且给两个人讲得清清楚楚。案结了，李勇和朋友的心结也解开了。李勇向人夸闫胜义：这样实打实地给老百姓办事，不就是当年咱焦书记的作风吗？

2007年7月，全省法院系统开展大接访活动，要求各级法院对所有不稳定因素进行逐案排查。兰考县法院为此要求每个审判人员把办过的案件梳理一遍，存在信访因素的每周五登记上报，不准漏报、瞒报。两个月过去了，全院只有闫胜义一个人连续８次上报都是零。主管副院长张建民心里不踏实，专门找闫胜义谈话，闫胜义只说四个字：“真的没有。”张建民激他：“你这么肯定，敢不敢写个保证书？”闫胜义说：“敢！”当即写了份保证书。事后证明，闫胜义所报不虚。

当年10月，兰考法院开展优秀裁判文书评选，要求每名审判人员上报两份当年的案件判决书参评，闫胜义一份没报。院里觉得奇怪，一调查，发现闫胜义当年一共办了65起案件，大部分调解，一部分撤诉，确实没有一起判决的。到当年的年底，闫胜义共审结案件98件，判决的只有3件。

闫胜义认为，基层法官是党的基层干部、基层社会工作者，要更多考虑社会和谐。他承办案件追求的是案结事了人和。27年间，他办理的案件，调撤率达85%以上，真正以判决结案的不到15%。

后 记

采访中，闫胜义和我们常在一起无拘无束地闲聊。闲聊最能表达一个人的内心。我们留心记下了他的几段话，摘出来，以飨读者——

“有一首诗说的是人们退着插秧，退着退着，面前成了一片秧田。意思是人要知道退，才能得到想要的。很多人说我这也不争，那也不争，其实我想要的，就是像焦书记那样为群众办事。27年的2600多起案件就是我得到的秧田。”

“焦裕禄心中始终装着人民群众，唯独没有他自己。这实际上是告诉人们，要忘掉自己，想着群众。忘掉自己，很重要的就是忘掉个人的名和利，忘掉这些，活得就轻松自然。想着群众，就是要想着群众的忧和愁——老百姓不到万不得已不会打官司。别人看来是鸡毛蒜皮，对他却是天大的事，他可能一辈子就打这一次官司——替群众分忧解愁，群众高兴，自己也高兴。”

“法官是神圣的职业。法官如果都不公正了，群众还会信谁？原告、被告是利益的相关方，如果偏袒一方，必然损害另一方。我不是不给亲戚朋友帮忙，因为这种帮忙看起来是在办好事，其实对另一方就是在办坏事，这是坏良心啊！”

“我认为法官和医生很相似。医生是解除人身体上的病痛，法官是解除人思想上的烦恼痛苦；医生每看好一个病、就是做了一件好事，法官每化解一起纠纷、调处一起矛盾，同样是做了一件好事，心中的充实和喜悦是一般人难以体会的。”

“幸福与不幸福，要看你和谁比，看用哪面镜子去照。践行焦裕禄精神，看起来都是在奉献自己为别人好，其实按我理解，它也给自己带来了好。都说现在的世界是喧嚣浮躁的，但你如果有焦裕禄精神作滋养，你能常拿焦书记这面镜子照自己，你肯定会感到内心的宁静和充实，你的幸福指数会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