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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3岁丧父，6岁给财主放牛，打赤脚、睡山崖，冬夜与牛群相依取暖。他13岁参加红军，3次爬雪山、过草地，是班长用自己的最后一把青稞让他活了下来。

他，转战南北，出生入死，负伤后用一根扁担、两个药箱，挑起了太行第四专署医院战场医疗救护任务，为创建焦作市人民医院奠定了基础。

他，不知道自己的确切生日，把党的生日当成自己的生日。他一生廉洁奉公，多次谢绝组织上对他的照顾，生前和家人居住在54平方米的平房里。

他，就是焦作市卫生局原副局长、老红军、焦作市人民医院创始人之一，李明生。6月21日3时，92岁的老人因病医治无效不幸去世，追记英雄，本报《天南地北焦作人》栏目记者寻访老人战斗和生活过的地方，去追寻一位对党无限忠诚的老战士的人生足迹。

本报记者 陈作华 马允安

放牛娃当上“红小鬼”

“越近山顶，天气越冷，空气越稀薄，呼吸越困难。许多战士冻得嘴唇发白，牙齿‘格格’地响。他们年轻的扶着年老的，身强的扶着体弱的，男的拉着女的，小鬼们拉着马尾巴……”这是上世纪80年代小学语文课本《大雪山》中的一段文字。

这不是传奇故事，而是真实场景。作为红军长征的亲历者，李明生当年就是拉着马尾巴过雪山的“红小鬼”之一。那一年，他才13岁。而夹金山，他却过了三次。

李明生原名张自忠，1922年生于四川省通江县龙凤场乡量州坝村的一个雇农家里。他３岁时丧父，后随母亲改嫁，由此改为“李”姓。“我6岁起给地主放牛，牛棚就成了我的住处。我小时候从没穿过鞋，冬天手脚冻得裂开大口子，夜里跟牛挤在一起取暖……”李明生的孩子们常常听父亲说起当年吃不饱、穿不暖的苦难情景。

红军来了，开始创建川陕苏区，同时也把革命火种播撒在李明生幼小的心灵中。1931年，他参加了赤卫队。当他要求加入红军时，几次都因为年龄太小而没被批准。后来，有人给他出主意，让他把年龄报大一点。1932年，他终于成为一名“红小鬼”。

参加红军不久，他就赶上了红四方面军当时规模最大、场面最为惨烈的战斗——“万源保卫战”。“那场战斗，很多战友都牺牲了，在牺牲的人中，有好多都是比我大不了多少的娃儿。”每每提到这段往事，李明生唏嘘不已。

1935年，李明生随部队西征。从万源出发，过剑门，战松潘，翻越夹金山，部队在川康甘之间迂回往返。由于张国焘的错误领导，李明生所在的部队先后三次爬雪山、过草地，走过了为时一年半的艰苦卓绝长征路。

由于年龄小，李明生得到照顾，只背盐袋子；翻越雪山时，让他拽着马尾巴走。然而，身后有川军追击，北边有胡宗南所部堵截，部队被迫在泥沼密布、气候变化无常的茫茫草地中行军。干粮吃完了，吃草根，吃树皮，吃皮带。在最后一次过草地时，李明生体力耗尽，实在走不动了。班长来到他身边，把自己仅存的一把青稞面递给了他。李明生活了下来，而班长再也没能走出草地。

到达延安后，李明生很快投入到学习中，先上识字班，又上卫生班。抗日战争期间，他随部队转战抗日战争前线。枪林弹雨中，他既是战斗员，又是救护员。1942年，他在一次随部队在太行山一带与日寇打游击的战斗中，右腿受伤落下残疾。

一根扁担挑起的医院

在焦作市人民医院的院史陈列馆里，两只带有弹孔的木箱默默地述说着这个三级甲等医院的前世今生。

1946年1月，太行第四专署机关迁至焦作。为给机关人员和地方百姓医治疾病，太行第四专区专员公署怀庆公立人民医院成立。当时，医院只有4名工作人员，李明生就是其中之一，并任院长。

没有设备，没有床位，全院的医用器材就是一台简易显微镜和3根体温计，所有药品一个药箱即可装完。李明生从银行贷到的200元冀南币，就是医院的全部资金。由于医院根据战时情况需要不断转移，李明生用一根扁担、两只药箱，挑着“医院”东奔西跑。

1946年冬天，国民党军队占据待王，医院转移到山西省陵川县大坨村。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一名新乡专署女干部临产。就在破旧的民房里，李明生和妻子张凤珍为她接生，血腥味儿引来十多只狼把屋子团团围住。这群狼爬窗户扒门，嚎叫声彻夜不断。李明生等人每到傍晚就要用桌椅把门窗顶紧。

战时医院，条件艰苦到无以复加。一名战士胳膊负伤，伤口流血流脓、高热不止，为保全这位伤员的生命，李明生借用农家的木工锯子为其实施截肢手术，而手术中连点儿麻药都没有。而今，这位被截肢的老同志依然在世。他说，当时医院条件虽然简陋，但如果没有这所医院，他也活不下来。

1948年，焦作市第二次解放，该医院迁到花园街原英福公司旧址。1949年10月，平原省成立，医院改名为“平原新乡专署政民医院”，李明生继续任院长。当时，医院仍没有手术室，但他带领大家创造条件开展工作，在较短时间内创造了做手术的基本条件，能够实施剖腹产和外科急救等手术。

1957年，李明生所在的医院最终定名为焦作市人民医院，李明生任院长和党总支书记。在焦作市人民医院建院50周年庆典上，一名姓胡的女士与李明生及其妻子张凤珍相拥而泣。这位胡女士就是李明生等人50年前在狼群包围中接生的那个女婴。

把医院的事业当成党和人民事业的一部分，李明生不惜用自己的政治生命来保护院里的技术人才。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后，院里几位专家被划在右派的圈子里，李明生得知后怒斥道：“打右派怎么能下指标？”他坚决顶住反右扩大化的歪风，保护了一批技术人才。他自己却被“拔白旗”，被扣上“小右派”的帽子。

“文革”期间，有人逼他揭发、整治其他干部和知识分子，但他坚持保护同志和专家，结果被打成“走资派”。即使长时间深受迫害，头戴高帽、脖子上用铁丝挂着沉重的牌子游街挨批斗，他也始终没有牺牲别人来保护自己。

俯首甘为孺子牛

党的生日，就是他的生日，党的事业，比他的生命更重要。从1962年任焦作市卫生局副局长至今，李明生从没有以老红军自居，更没有为亲友谋过特权。他常挂在嘴边的话是：“比起很多牺牲的战友，我现在还活着，过上了好日子，还有什么不满足的？不能给组织添麻烦！”

守住信念，耐住清贫，勤劳节俭，与世无争，李明生一生清白、两袖清

风。早年间，他工资低，子女多，生活困难，就利用房前屋后的一片空地种菜养鸡，补贴家用，从不向组织伸手。他始终要求子女俭朴生活，不允许半点浪费。

房子、票子、孩子，在他心里都大不过廉洁自律的操守。

他生前所住的房子，还是上世纪60年代建起的瓦房，面积只有54平方米。房顶已破旧漏雨，上边的油毡盖了一层又一层。在早些年孩子都在家里住时，连3平方米的厨房都是睡觉的地方。

1979年，建国后第一次调整工资。他作为红军老干部属于必调人员，可他认为，自己原有的工资不低了，坚持把调资指标让给别人。从市卫生局副局长岗位退下之前，组织上原打算安排他到人大或政协工作。他谢绝组织的关怀，坚持把岗位让给别的同志，自己直接离休。

在李明生的孩子中，没有一个人的工作是他安排的。“父亲对我们的要求是：工作自己找，生活上保持最低水平，工作上争取最高标准。”他的孩子们异口同声地说。

个人的事情最小化，国家的事情最大化，这就是李明生对待公与私的天平。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他拿出5000元钱捐助灾区。而在他家里，哪间屋子人不在灯开着，他都要喊人去关掉。他眼睛好时，读报是每天必做的事情，后来视力差了，他也坚持每天收听新闻联播。

和蔼、慈祥、乐观、大度是他给人的印象。和他住一个小区的人都乐于跟这位老人打招呼、开玩笑。而他在年逾九旬之时，还拄着拐杖清扫小区路面。

“俯首甘为孺子牛”，是这位老红军、老共产党员挂在墙上的座右铭，更是他镌刻在心里的人生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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