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奥运会射击冠军王义夫，知道的人太多；提到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硕士王义夫，知道的人就不多了。这两个王义夫，是同一个人。

  我最初知道的是射击运动员身份的王义夫。1992年，我在收音机里听到消息，王义夫在巴塞罗那奥运会男子10米气手枪比赛中夺得金牌。2004年，在电脑屏幕上，我看到了他获得雅典奥运会气手枪金牌的画面。中央电视台对他的描述非常精彩：“他是我国唯一一位参加过六届奥运会的六朝元老，也是迄今为止我国年龄最大的奥运金牌得主，王义夫用忍耐和执着创造了一个老枪的神话。”

  2008年12月4日，我回母校人民大学，去看望我的博士后导师葛晨虹教授。葛老师对我说，她招了个硕士生，是王义夫。我吃了一惊，他手里的那把“枪杆子”，怎么换成“笔杆子”了？他是大牌明星，我是追星的人，这个被我崇拜了这么多年的英雄，怎么忽然间成了我的师弟？

  见到王义夫，是在人民大学的一间教室里。课堂上的他全然没有世界冠军的派头，48岁的他倒是更像一个谦恭的小学生。葛老师把我介绍给他时，他马上称呼我学兄。按照师门“闻道有先后”的习惯，我这个学兄是当之无愧的，可是，我对他的称呼不是师弟，而是王老师。

  称他老师，是出于对他的尊敬和羡慕。他年纪比我长，虽然都是60后，但他是1960年生，我是1969年生。而且，他名望太高，全世界、全中国知道王义夫的人多如牛毛，知道郑小九的人寥若晨星，偶像与他的崇拜者是不在一个平面上的。最根本的原因是，枪是我的梦，随着1995年《枪支管理法》的颁布实施，我的枪支梦就破灭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的一个重大遗憾，这个遗憾在王义夫那里却达到了几近极致的完美。

  我问他为什么选择伦理学专业，他说，走上国家射击队领导位置后，感到管理知识欠缺，便去清华大学读了管理学；本科在清华毕业之后，觉得仅仅懂得管理学是不够的，最持久、最有效、最深入人心的管理是德治，于是就来人大哲学院学习伦理学。当然，他的学习方式是在职攻读，一边工作，一边读书，读书服务工作，这叫学以致用。看来，他是有完美主义情结的，既然选择做一件事情，就要努力做得最好。

  2013年年底，王义夫的学业进入尾声。检验学习效果的，除了国家射击队这些年来的骄人业绩，还有他完成的硕士学位论文，论文的题目是《关于运动员竞技体育精神的伦理思考》。因为我对人文奥运、竞技伦理等曾有过研究，葛晨虹老师就请我做王义夫硕士论文的评阅人，并于12月18日参加了他的论文答辩会。答辩开始时，他说有些紧张，怕陈述不好。曹刚老师开导说，你什么世面没见过，大风大浪都经历了，还怕我们几个老师不成？

  曹老师的话提醒我，论文评阅人、答辩委员会成员不就是老师吗？对于王义夫，我的身份除了学兄之外，现在又多了一个老师的称号，事实上他对我就是这么称呼的。我于是得意起来，有些飘飘然了，有这样一个学生，我曾经破碎的枪支梦，仿佛已不再是生命中的残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