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理工大学滨河花园是我的新家，新家的书柜上有一个笔筒，里面放的不是笔，而是一个木制的弹弓架。一枝干树杈堂而皇之地摆在那里，在旁观者看来，这简直是“鸠占鹊巢”，在我的心里却是别有一番味道。

  回忆儿时，最忘不掉的是弹弓。不夸张地说，是弹弓伴着我长大的。那时候的我，手里是一只弹弓，破衣兜里满是小石块，天天在郑门庄村的林子里搜寻斑鸠、麻雀、知了，玩弹弓的兴趣远大于上学读书，打到猎物时的惊喜远远高过校长发给我的奖状。上世纪70年代的农村，日子过得清苦，因为弹弓的缘故，时常会吃到点肉，这是玩弹弓的副产品。

  小时候的梦想是当军人，父亲给我买的小人书大多是战争题材，语文课本上是雷锋、王杰、邱少云等人的英勇事迹，晚上村里放映的露天电影是《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闪闪的红星》，加上1979年开始的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影响，我得出一个结论，军人是这个世界上最可爱的人，我将来的目标就是成为英雄。那时候，在本子上，在家的墙上，我画的最多的就是军人背着一支步枪的形象。我的军人崇拜情结从儿时开始萌芽和生长，至今没有泯灭，以至于我对参加过对越作战、大兴安岭灭火、松花江抗洪的同事邢秋成兄一直敬重有加。

  1986年，我去郑州大学读书，最开始的一个半月是军训，手里有了一只半自动步枪，激动地睡不着觉。在实弹射击中，5发子弹我打了45环，周围同学很是诧异，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我在射击方面“训练有素”，他们可能更不明白的是，枪是弹弓的延伸，打弹弓与打枪的原理都是“三点一线”。虽然已经是预备役军人了，我却怎么也自豪不起来。我对我们的教官毛排长说：“真的很羡慕你，在部队里天天都能打枪。”毛排长拍拍我说：“我更羡慕你，笔杆子比枪杆子利害，大学生比我们大兵更有前途。”

  大学毕业后，我到焦作大学教书，真的成了一个“笔杆子”。虽然还是很想念弹弓，但早过了玩弹弓的年龄，也不符合自己的职业身份，弹弓便换成了气枪，花了175元，省吃俭用了三四个月。代价当然是值得的，这支枪陪我度过了3年快乐的时光，每次拿起枪我都有一种当上军人的幻觉。如果不是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颁布实施，我枪库里起码会增添猎枪、小口径步枪。情感上虽然有些受不了，但还能想得通，我必须得做一个守法公民，为社会治安牺牲个人爱好是应该的。

  这20年间，枪没了，枪瘾却一直没有消退。在人民大学遇到王义夫师弟后，我对枪的激情重新燃烧起来。不过，这激情没能让我重新拿起枪杆子，倒是成了我思考“射德”问题的巨大动力。我曾经给葛晨虹教授提出建议，王义夫的硕士学位论文能不能做成“中国传统射德及其当代价值研究”。后来，此事因资料准备不够充分而作罢，但是，我会很有兴致地继续思考这个话题，一如我对弹弓和枪的痴迷。

  笔杆子是我的职业，枪杆子是我的梦想，用笔杆子写枪杆子，或者把笔杆子当作投枪，不也是在圆我的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