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有了儿子后，我和丈夫渐渐有了一个从未说出口却已经达成默契的约定。那就是在高原执行任务时，哪怕是同时执行同一项任务也绝不乘坐同一辆车。高原山高路险，意外的发生往往在几秒钟之间，生和死的距离更是薄得如同一张纸。在高原的许多年里，我见到了太多的生离死别；上下高原无数次，每一次都能看到车毁人亡的现场。我和丈夫也都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生死险情。

  2002年6月，在库地达坂，我差一点被一辆卡车撞下万丈深渊；2003年7月，在麻扎达坂，差一点被坍塌的山石砸成肉饼；2006年7月，翻越小子达坂和老子达坂，经历了泥石流塌方的危险，也经历了车辆如壁虎爬山般令人胆战心惊的高难度动作；2007年9月，到什布奇边防连，走过普沙达坂、马阳达坂，趟过厚达90厘米的积雪，一次次触到了阎王爷的鼻子，又一次次侥幸逃脱；最危险的是2008年6月，在黑卡子达坂，我们差一点被一辆载重卡车挤扁在山崖间。那一刻，面对突然挤过来的庞然大物，我惊呆了，甚至来不及发出一声惊呼。驾驶员眼疾手快，驱使越野车奋力蹿上路边的山腰，越野车车顶几乎是平行擦着巨大的卡车车轮冲了出去，我们才逃过了一劫；更侥幸的是，冲出去的越野车虽然大力摇晃得几乎站立不住，却最终停稳了，而没有翻到另一侧的深涧中。

  丈夫也是如此，在高原边防工作数十年，无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2006年5月，丈夫在多玛附近遭遇车祸，身上多处骨折。我在痛心之余又暗自庆幸：如果车祸不是出在多玛，而是出在一个山势陡峭的地方，车上的人有十条命也是捡不回来的。

  2007年3月，我到兰州参加一个会议。经过层层请示，得到军分区机关批复的下山通知时，离规定报到的时间还有3天。我拖着旅行箱、抱着大衣、提着干粮和水，怀着一丝希望走在狮泉河的街道上找车。心中其实是一片茫然，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这么好的运气恰好能够遇到下山的车，我不知道车能否日夜兼程赶到山下，我不知道沿途有多少的困难和危险。按期赶到兰州的希望对我来说是那样渺茫。我不由黯然神伤。关于高原部队官兵心理问题的报告，也许在旁人看来只是一些数字的罗列，但对我而言，却为之付出了整整8年的努力。在没有条件、没有资料的情况下，我克服了多少自己都无法想象的困难。更重要的是，我希望通过这个机会，让更多关心高原官兵的人们知道，在高原环境中生活的我们不仅仅是生理上受到严重影响，众多的心理问题也已经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

  在一个小店买食品时，女老板听满脸愁容的我介绍了情况，略一沉思说，前两天刚好有一辆车给她送货，不知道车是否已经下山。立即打电话询问，司机竟然还在狮泉河，正准备走。经讨价还价，交了800元乘车费后，我终于坐上了车。这一刻，如同一个大馅饼从天而降落到了身上，心中那种幸运的感觉比中了百万彩票还开心。虽然此时上路尚不知途中有多少艰险，但至少有一点是明确的，只要走在路上就会离山下越来越近。

  高原的3月，还完全没有从冬的寒冷中挣脱出来，更没有一丝春的气息，天地间是白茫茫一片。

  离开狮泉河是傍晚，仿佛刹那间，天地便被无尽的黑暗笼罩。汽车一头扎进了茫茫无边的黑洞之中。车灯那昏暗的光在漆黑的夜幕里更显得那般暗淡、微弱。在昏黄的光柱中，只见地面上的积雪被寒风吹拂，如水面汹涌的波浪般一波接一波地涌动。光柱外便是无尽的黑暗。此时，已经完全看不到路的痕迹，只有若隐若现的车辙指示着前进的方向。

  汽车不时地扎进一个又一个雪窝，发动机吃力地轰鸣着，当汽车拼力挣扎却依然无济于事时，车上的人们便会拎着铁锹跳下车，在昏暗的光柱中刨着积雪。汽车几经挣扎，如同一匹筋疲力尽的老牛拼命挣出雪窝。蹒跚不久又栽进雪窝。于是车上的人们又重复着刚才的过程。此时的我又困又累，加之高原反应，眼睛似乎被强力胶粘住了一般，坐着便睡着了。汽车在山路上“蹦迪”“扭秧歌”，我的脑袋时不时地撞在车窗上，但这丝毫影响不了我的酣睡。有几次撞得实在是太疼了，脑壳仿佛被撞裂了一般，我不得不睁开眼睛，咧咧嘴，揉一揉头，又把很黏很黏的眼皮黏合到了一起，甜甜地睡去。

  一觉醒来，已是凌晨，凝重的黑幕已经在不知不觉间隐去，天空透出一种特有的明净。真是佩服高原司机的耐力，在漆黑的夜里，他们硬是闯过了红土达坂、界山达坂，走过了人见人愁的“鬼门关”“死人沟”和甜水海，并翻越了奇台达坂走到了康西瓦达坂。此时的我经过几个小时的酣睡，精神蛮不错。同时一股深深的忧虑涌上了心头。明天是到兰州报到的日子，我今天能够顺利到达山下吗？

  清晨7点多，我们到了三十里营房附近，一个硕大的冰馒头彻底挡住了我们的去路。因为积雪融化，附近高山上的雪水漫过小山坡，在寒冷的夜里凝结成冰，使整个山丘变成了一个圆溜溜光滑的冰馒头。细看巨型冰馒头的表面，还凸起一个个小冰馒头。车辆停了下来，连胆识过天的高原司机也发憷了。几个人下车在冰馒头前踌躇了许久，才拿着铁锹和十字镐，一边刨着冰，一边从附近铲了土过来抛撒在冰面上。忙乎了一阵，汽车小心翼翼地试探着驶向冰馒头，但光滑的冰面使车轮难以产生足以令其前行的摩擦力，在徒劳地轰鸣，尤其是大幅地摇摆了几下后，司机无奈地跳下车，继续刨冰铲土。冰太硬了，十字镐落下去往往只能在冰面上留下些许不明显的白印。大家都感到了一种无奈。

  不知不觉间3个多小时过去了，一阵轰鸣声传来，身后不远处奇迹般地出现了一辆卡车。车上跳下几个精干的维吾尔族小伙子。这群生力军的加入刚好为筋疲力尽的我们解了围。他们脱去大衣，挥动十字镐奋力刨起来。平滑如镜的冰馒头表面总算出现了一溜碎裂的小冰块。最多也就十几下吧，精干的维吾尔族小伙便明显体力不支了，刚才因“无懈可击”而沮丧的人们立刻接替着干起来。有了突破口总会令人为之振奋。终于刨碎了一溜冰面，汽车颤颤巍巍、胆战心惊地爬上冰馒头。一侧的车轮勉强行驶在被刨碎了的冰上，另一侧的车轮仍是碾在光滑明净的冰面上，还时不时地越过一个个馒头般的冰团。走近了才发现那些附着在冰馒头表面、看起来如粉刺般的小冰团竟然个个都有浴缸、澡盆般大小，汽车时不时因打滑狠狠地扭动着屁股。高原数年虽然历尽艰险，但此时此刻我的心还是少有的紧张。在汽车的扭摆中，我紧张地闭上了眼睛。

  过了三十里营房、黑卡子达坂、麻扎达坂，虽然免不了“有惊”，却幸运“无险”。但自己的行程还不知如何安排。因为自从离开狮泉河到现在手机一直没有信号。

  下午到了库地，仍然没有信号。我沮丧地随同众人一起到武警的边检站去查验证件。登记完正出门，一只脚已经迈出了房间，身后一阵悦耳的手机铃声传来。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大喜过望地回头问：“这里能打手机吗？”安检的武警一脸肃然地查看着旅客的证件，没有理睬我。没错，我坚信自己听到的就是手机铃声。这才想到自己还带了一张移动手机卡。把移动手机卡装好，打开电话一看，一连串的短信跳了出来。都是丈夫发来的。兰州机关联系不上我只好联系丈夫，但丈夫也联系不上我，只好把短信发了一个又一个。我立刻打电话告诉丈夫，我已经到了库地，让他帮助预定今晚最后一班飞机的机票飞往乌鲁木齐，只有这样，我才能够在明天早上赶上飞往兰州的航班，才能够在规定的最后日期里到达。

  傍晚我终于到达了叶城，托人联系的出租车立刻拉着我奔向远在300公里外的喀什。

  丈夫和孩子在一个小饭店迎接我，丈夫催着店家迅速地做了一点吃的，我太累了，其实一点也吃不下。我匆匆忙忙搂了搂儿子，提着丈夫为我准备好的皮箱奔向机场。皮箱里是我在山下要穿的衣服。因为从山上穿下来的棉衣、大衣、大头鞋都是在山下穿不着的。赶到机场时，候机厅空荡荡的，我是最后一趟航班最后一位办理登机手续的旅客。好悬呀，总算赶上飞机了！我松了一大口气。只要今天能飞到乌鲁木齐，就不会误了次日的会议活动。然而，望着我迅速离去的背影，儿子无声地落下了眼泪。孩子满怀希望把我盼回来了，可我连家都没回，待了不到半小时就离开了。虽然儿子很懂事，也早已习惯了母子分离的场面，但这样的场景还是超出了孩子心理承受的极限。

  在高原的日子，对其艰险我们都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对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也不是没有考虑，我们唯一放心不下的是年幼的孩子。作为边防军人，献身国防我们无怨无悔，可作为父亲、母亲，我们却没有理由带给孩子太多的伤痛。即便是有意外，至少也给孩子留下一个亲人吧。

  作为一个母亲、一个妻子，我认为自己是不称职的。但我想，在高原部队有许许多多和我一样不称职的父亲和丈夫，只要高原上有边界线，就永远会有这样一群不称职的父亲或母亲、丈夫或妻子，只因为他们是边防军人……

  作者：汪瑞，女，河南南阳人。1984年10月入伍，现任西藏阿里军分区狮泉河医疗站护士长，阿里军分区首位女心理咨询师。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大校军衔，第六届冰心散文奖获得者，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二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学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