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没有博物馆的城市是肤浅的。无边无际的高楼大厦展示着城市的繁华，但它们所展示的恰恰只是平面化的城市。只有一个城市的历史才能为它的深度提供指标和参数。

  对于一座城市，能够作为历史参照物的除了老建筑外，极其重要的就是博物馆了。虽然博物馆无法像老建筑那样提供原生态的历史感，却能通过对历史节点的精确定位，倾其所能地还原历史。那些物质形态的展览品，就像是展现时间的绝妙刀功的历史切片。

  虽然博物馆的主题繁多，但一个城市的博物馆往往都与这个城市的历史有紧密关联。如果我们问，一座城市如何存放自己的历史？也许会得到以下几个答复：一个是以文字的形式存放在书本上。这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另一种是将整个城市以古老的形态保存下来。这是较难做到的。国内相对做得较好的有平遥古城等。但中国的朝代更替的历史特色很容易打破城市历史的一贯性。还有一种就是将所有与历史有关的物品陈列到一个专门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博物馆。在这三种保存和陈列历史的方式中，博物馆既能还原历史的真实，又具有很高的艺术性，被绝大多数城市所接受。而像平遥古城那样的全城保护模式在大部分地方都不可能，也做不到。

  所以，博物馆就像一个城市历史的缩写装置，而被放置于城市一角。因为博物馆的存在，现代城市规划者的历史焦虑得到大大缓解。他们往往在城市建设中，把博物馆打造成了城市历史的“收容所”。因为这个“收容所”的存在，城市的历史空间反而大大地缩小了。

  与许多醒悟过来的城市仿古街道相比，甚至与那些记录在纸上的城市历史相比，博物馆能提供更加真实的历史切片。因为受种种条件限制，文字记载的历史会存在主观和客观上的谬误，因此，文字里的历史可以说是“二手历史”。按照文字记载修建起来的仿古街道也许可以归纳到“三手历史”的行列。而博物馆里陈列的文物则可谓“一手历史”。它们就像是历史的直接证据，最能为思想的法庭所接受。

  因此，要想了解一座城市，不走进它的博物馆，就像是纸上谈兵，尤其在越来越趋同的现代城市中更是如此。近年来，经济的高速发展引发了城市拆迁和城市建设的双重热潮。这种大拆大建让一座座城市都长成了相似的容貌。“旧城改造”这个名词，就像是城市整容的另一种叫法。而为城市整容的结果，与韩国女性所热衷的面部整容一样，塑造了一张张相似的城市面孔。

  我在到过的许多城市都有这样的感觉。如果不是事先知道这个城市的名字，让我通过一些城市场景去猜出这座城市的名字，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为了真正了解这个城市，也确认自己置身于这座城市之中，我往往会参观这座城市的博物馆。

  每一座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的历史。时间并不受人类控制，因此，“如有雷同，实属巧合”用在这里更加贴切。事实上，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下，历史也许正是城市之间最明显的差异之一。

  博物馆就是演示这种独特历史的舞台。它拥有奇妙的历史戏剧功能。踏进博物馆，你就能拥有一种对历史的在场感，因为那些馆藏的文物往往是确凿无疑的真品。但它们却又都不在自己真正所在的历史空间里。这种历史空间的位移让它们拥有了表演的性质。

  而博物馆就像一个舞台，让这些文物悉数登场，表演奇妙的历史戏剧。博物馆的管理人员往往按照年代顺序来安排展出顺序。当一个人走进博物馆的空间里，就像在穿越时空。因此，博物馆提供了一条与科幻小说里最接近的时光隧道。很多时候，人们参观博物馆时会受到震憾，那是因为看到了遥远的时空遗产。这些文物的存在时间大大超过了人的生命的时间体验。它们无法在个体人的经验中找到对应物，而只能以种族或人类这样抽象的概念与之对应。这种让个体人超出自身时空体会到的感觉，也许是让一个人拥有真正历史感的开始。

  以上描述的博物馆，我参观过很多。郑州的河南博物院、杭州的浙江博物馆、西安的陕西博物馆、苏州博物馆等。通过参观这些博物馆，我抵达过许多城市和遗址的历史通道与文明现场。它们让我在书本之外，接触到了真正的历史，用一个个细节改变了我的历史观。

  而近期印象最深的一次参观，是我在成都参观金沙遗址博物馆。在这之前，为深入了解这座城市，我走进了宽窄巷子、浣花溪公园、锦里等著名的成都地标地，但我印象中最深的，却是金沙遗址博物馆。本来不抱太大希望的我，在这个博物馆里找到了成都和巴蜀文化的历史根脉。

  三千多年前的金沙文明所达到的发达程度，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这与商周同一时期的文明的诞生、发展、衰落，让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这是一种文明的震撼，也是时间所导演出的悲剧的震憾。

  因为这种震憾，金沙遗址博物馆在我心中刻上了一道关于历史文明的深深的印迹。因此，在我的印象中，是金沙遗址博物馆，而不是最为繁华的天府广场和春熙路更能代表成都这座城市。与那些著名的城市地标相比，金沙遗址博物馆就像是成都的根，而其余的文明结晶就像是它的枝叶。

  因为根的存在，才能证明一棵树的历史沧桑，在金沙遗址博物馆里，我感受到了成都这座城市真正的历史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