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焦作市近郊的一个村子里，小时候，家里比较穷。

  单以房子来说，全家三代八口人只有三间土坯房。母亲经常使用的织布机摆在屋中央，占去了屋子的一大半；做饭用的大灶台和堆的煤炭占了一间，母亲在煤炭堆的上面铺了一张床，便于她一年四季为全家人做饭；剩下的一间，放着两只装粮食用的大缸，大缸的两侧紧紧地挤着两张床。很小的时候，我们弟兄三个挤在一张不到一米宽的小木床上。等到二哥上了初中我上小学五年级弟弟也该上学时，我们三个实在是难以再在那张床上挤下去了。

  母亲给一家未出五服的本家说了说，人家同意我去人家的一个空闲大院里住。

  这个院子距离我家的房子大约有400米。坐北朝南，它的正房北屋是五间土房，东西两边分别又是五间土厢房，南边的五间房子的地方空着，栽满了榆树。

  我住在正房的一间房子里。一个10岁左右的乡下男孩儿，独自住在这样的大院里，心里还真有点儿害怕。正房的后面有一块几百平方米的空地，除了两个茅坑，全是高大的榆树，榆树的下面是可以淹没人的蒿草。院子没有围墙，它的东侧是近万平方米的空地，西侧的空地至少也有上千平方米，这些空地上长满了碗口粗的榆树和野草，显得蓬蓬勃勃、郁郁葱葱。南面横穿过一条狭窄的土路，便是几十亩的耕地。假如再向前看，西南方向有几千平方米的空地，那里也是枝繁叶茂的榆树。东南方向则更加蔚为壮观，穿过长满高大榆树和茂密杂草的几百米长的空地，便是辽阔无垠一望无际的田野了。

  刚住进来时，村里有好心人问我：这么偏僻冷清的地方，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窜出一条野狼或是野狗来，你一个小孩子难道就不害怕？

  我使劲摇摇头：不害怕。

  其实，说不害怕是假的。且不说半夜三更,只有10岁左右的我摸黑跑到北屋后面的茅坑大小便时，会被突然窜出来的闪着一对儿黄眼睛、绿眼睛的黄鼠狼还是野猫、野狗吓得魂不附体。即便是在白天，当你正在茅坑方便时，旁边一人多高的蒿草里慢慢钻出来一个探头探脑的黄鼠狼或是野狗、野猫，或是慢慢悠悠爬过来一条像擀面杖般粗细的大青蛇，而且与你近在咫尺，也会令人胆战心惊、毛骨悚然、瞬间会起一身鸡皮疙瘩。但是，我从来没有喊叫过。因为年幼的我已经深深地知道，纵使我可着劲儿地喊叫，周围百米内是不可能有人听到的，喊也是白喊。自己家里没有房子住，人家能够同意让我住在这里，真的已经是“皇恩浩荡”了，哪里还敢有一丝一毫的其他想法和要求？

  农村的孩子毕竟是农村的孩子。时间一长，什么野狼、野狗、黄鼠狼、野猫、青蛇之类的就不以为然了，我与它们各行其道，各干其事，互不干扰，互不侵犯。它们遇到我时不再躲躲闪闪，我看见它们时也觉得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充其量也不过是另类的动物罢了。

  慢慢地我开始把这儿当成了天堂，在温暖的春风里，繁星满天的夜晚，我坐在院里的青石头上，怡然自得地拉着自己做的胡琴，不必担心影响了谁而被找上门来兴师问罪；炎热的夏天里，我用从几百米远的水井里挑来的清水，在大院里洗凉水澡，不必有任何顾忌；秋风渐起的夜晚，我在大院里独自徜徉，冷冷的月光下，不时飘落的榆树叶子在我眼前飞过，不由得使我想起了我的未来、我的人生，想象着若干年后，已经是白发苍苍老态龙钟步履蹒跚的我，会在这个世界上的哪一块地方飘落；寒冷的冬季，我站在竹帘后面，看着门外无尽的天空鹅毛般的雪花随风飘舞，激情满怀地吹着自己做的竹笛，任由笛声穿行在彤云密布的天空，与雪花共舞。

  爱玩儿，是孩子们的天性。我孩童时期的生活自然也是多姿多彩充满乐趣的。因为我住的地方大，小朋友们时常来找我玩儿。那个时代男女孩子之间有一种怪现象，本来大家都是一个村的，从小一块儿长大，但是一进学校大门，男女之间绝对不能说话，即使同一张桌子也要在桌子中间用粉笔或者铅笔画上一道“三八线”，谁也不得逾越。可是，只要走出校门，大家又亲热得不行。我们这些男孩儿、女孩儿曾经在漆黑的夜晚，抬着木梯，拿着手电筒，在房檐里掏麻雀，一个晚上能捉几十只。因为麻雀个儿头小肉少，大人们不会为我们下手烹调。我们要么是每人拿回家几只，用黄泥巴包严实了，放在自家煤火台上慢慢烧烤，享用；要么是第二天我们在大院东西两侧的榆树林里挖个坑，把裹着黄泥巴的麻雀放进去，用干树枝烧。等到泥巴干透，熄了火，掰开泥巴，麻雀毛全部粘在泥巴上了，熟透的麻雀肉冒着热气飘着香气，让人馋涎欲滴。在那个一年也吃不上几次肉的年代里，尽管遇到这样的美味，我们还是严守规矩，按照顺序一个一个地分着吃，不曾伤了半点儿友情。

  假如运气好，我们捉住了几只笨得连窝都做不好的斑鸠，或者是运气更好，连斑鸠蛋也一块儿拿回家，大人们就会高高兴兴地亲自掌勺，做出香气四溢的一盘菜。

  冬天里，踩着厚厚的积雪，我们会去大院东侧堆积着麦秸和玉米秆的地方捉野兔。先是用长长的木棍或竹竿，在草堆里乱捅一气。酣睡中的野兔惊吓中慌忙出逃，岂不知正中了我们的圈套。我们按照事先的分工，立即有人看守住它们的通道，断了它们的退路。之后，在没膝深的雪地里，野兔们的速度没有我们这些孩子跑得快，不一会儿，累得气喘吁吁的野兔就成了我们的“战利品”。尽管兔子的长耳朵被我们提在手里、身子悬在空中，四条腿却依旧在毫无作用地胡乱抓挠着，不停地眨巴着圆圆的小眼睛，一副不服气不服输的样子，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

  夏天捉蝉，是我们的又一爱好和乐趣。我们这些从小一起长大的孩子在一起玩儿，捉起蝉来真的是别出心裁、花样翻新、标新立异、怪招迭出。早上天刚蒙蒙亮，我们就提着小铁皮桶，在大院的榆树林里捡蝉蛹，地面、树根、树干、蒿草叶上，到处都可以看到缓慢爬行的蝉蛹。尤其是刚下了雨的早上，要不了多久就可以捡到满满一桶。白天捉蝉，至少还有四种方法。一是用弹弓打。蝉在两三丈高的树枝上声嘶力竭地鸣叫着，透过层层叠叠的榆树叶，看准了，我们这些年纪不大但却久经历练的“神弹手”的弹弓一响，那些正在忘乎所以引吭高歌的蝉们便应声落地。虽不敢说是百发百中，但也基本上是弹无虚发。二是用马尾套。长长的细竹竿儿稍再绑上一根细树枝，用马尾打成活结，一端固定在树枝上，小心翼翼地靠近树上的蝉。那蝉在不叫时，是趴在树上的，一旦叫起来则必然是伸直了腿站立起来，以便于自己发出更加响亮的叫声。正因为如此，当我们的马尾活结接近它时，竟浑然不觉。待马尾活结套在了身上，猛地一拉，被套牢了它才如梦方醒叽叽乱叫，只可惜此时的它悔之晚矣。因是活结，所以蝉越是挣扎就套得越牢。三是用面筋粘。方法与第二种相似，不同的是把马尾换成了面筋。面筋是我们自己做的，先把白面揉成团，在清水里反复漂洗，最后剩下的就是粘力很强的面筋了。我们用面筋悄悄地粘住蝉的翅膀，使之难以展开，其结果就只能被我们活捉了。四是摇树。须是下雨的时候，蝉躲在榆树上的某个地方避雨，猛地摇动大树它就要飞，翅膀淋了雨，自然就掉下来了。直到今天我还在想，也许正是这些捉蝉的行动，无意中锻炼了我的眼睛，才得以年少时眼睛不近视，参加工作40多年尽管一直与文字打交道，工作之余又爱舞文弄墨，眼睛视力却一直挺好，至今读书看报写文章仍然不需要借助眼镜帮忙。

  然而，真正过瘾的还是在晚上。我们在榆树林的边儿上找一片空地，堆上茅草，男孩儿们分散到榆树林里，女孩儿们则围在茅草四周。茅草着火燃烧就是信号，男孩儿拼命地摇动大树，受了惊吓的蝉在漆黑的夜晚“吱——吱——”地惊叫着，接二连三地向着熊熊燃烧的火堆飞去。早已严阵以待的女孩儿们就像捡麦穗一样，把蝉一个个地放进桶里。如此，一个晚上捉几百只，是件十分轻松惬意的事。

  我十分珍惜在大院里的每一个夜晚，更多的时间是在那里读书，做数学题，坚持每天写日记。我的日记不是流水账，而是一本本书的读后感，一场电影的观后感，与人交谈后的感想，听人一席话的感受；或是仔细观察动物、植物的一些细微变化；与某人交往关系的变化或某件事情的来龙去脉等。

  我在这座大院里居住的日子是从小学开始的，历经初中、高中以及高中毕业后紧接着在村里的学校担任民办教师，直到1978年考上大学，方才离开。10多年的时间里，我写了几十本的日记，有上百万字，奠定了文字基础，养成了经常动笔的习惯，结交了文友，工作中获益匪浅；阅读古今中外的小说上百部，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明白了人生的一些道理；培养锻炼了对乐器的兴趣爱好，认识了一些朋友，有本村的，有外村的，有乡下的，还有城市的，生活情趣更加丰富多彩；在共同的学习和玩耍游戏中，收获了初恋，从16岁开始和同班那个漂亮女孩儿私下确定关系，一直保持到几年后，她去另一个省的一个城市里上班，我到本省的另一个城市里上学，曾经的朝朝暮暮、点点滴滴成了我永远的回忆；在精神思想方面，我完成了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嬗变，由一个不谙世事的农家小孩儿，成长为有独立生活能力的青年。

  大院，这座没有围墙的大院，我会永远铭记着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