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 婧

  本报通讯员 廉玉光

  实习生 原奕琛

  8月22日下午，在山阳区新城街道社会法庭调解室内，社会法官翟成义、赵国卿、杨振明3名常驻法官正在研究区中心社会法庭转过来的卷宗，安排下一周的工作。

  就在一天前，他们刚刚成功调解了一起离婚纠纷，帮助一对夫妇消除了彼此的误会与隔阂，挽救了一个濒临破裂的家庭。自该社会法庭成立以来，已先后受理各种纠纷873起，调解成功487起，调解成功率达到了57%，其中司法确认346起。

  社会法庭是一种生根于基层又面向基层解决问题的新型“法庭”。它充分依靠群众力量，让那些德高望重、热心公益、经验丰富的普通群众担任“社会法官”，不仅用法律，更重要的是用善良风俗、乡土人情来化解矛盾纠纷。这种基层群众自治协商解决纠纷的“乡土模式”自2010年推行以来广受群众欢迎，并逐渐形成独具特色的化解矛盾纠纷的工作机制。

  此后，山阳区人民法院逐渐在辖区推行社会法庭。经过不断探索，创新整合规范，截至目前，该区共建立8个社会法庭，其中有4个示范社会法庭、1个行业社会法庭。

  在社会法官选任上，山阳区人民法院严把选任关，严格选任程序，选任了一批公益心强、威望高、处理纠纷能力强的群众担任社会法官。此外，山阳区政府将社会法庭的办公经费和社会法官的补贴纳入财政预算，有效地提升了社会法官参与社会矛盾纠纷调解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在实践中，山阳区法院还创造性地探索出了以中心社会法庭为核心的“1+7”社会法庭模式，即1个中心社会法庭、7个常规社会法庭。中心社会法庭代表法院专门履行择案、分案、确认和归档的管理职能，将分散在民事审判庭、立案庭、档案室的指导管理职能整合于中心社会法庭。

  亲和、简便、快捷、不收费且具有法律效力，这是山阳辖区群众对社会法庭的印象。说起社会法庭，群众用通俗的语言概括道，讨公道不必先到法院，在家门口的社会法庭也能如愿。

  今年8月，小张和小李先后到山阳区法院起诉了小王。原来，小王因为做生意，向小张借了60万元，向小李借了28万元，却迟迟未能归还。

  山阳区法院中心社会法庭经过甄别，认为这个案件能够调解，遂根据申请人和被申请人所在地，将案件移交到了新城街道社会法庭。

  接到这个案件后，3名长驻法官与被告进行了沟通，向小王讲明他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小王承认借钱行为，表示愿意还款，但由于生意受阻，还款能力有限，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

  3名社会法官又分别与小张和小李进行了沟通，帮助他们分析利弊，帮助小王根据实际情况，制订了当事方都满意的还款计划，最终达成调解协议，并申请了司法确认。

  “社会法庭虽然不是真正的法庭，不能开庭断案，但是经过司法确认的案件是具有法律效力的。”翟成义告诉记者，现在，有不少起诉到法院的案件，都会先在社会法庭进行调解，调解成功的案件，社会法庭会将案件卷宗材料交到中心社会法庭，由法院进行司法确认，统一订卷，报送法院档案室归档；调解不成的案件，经中心社会法庭退回法院立案庭，进入诉讼环节。为更好地完成诉调对接，山阳区人民法院专门为司法确认案件开辟了“绿色通道”，即当天调解成功的案件，当天进行司法确认。

  2013年，针对保险纠纷日益增多的情况，我市成立了保险行业社会法庭，山阳区人民法院负责指导该社会法庭的业务工作。保险行业社会法庭成立以来，成功调解21起保险案件，诉讼总额133万余元，有效保障了保险行业和广大保险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山阳区人民法院探索建立的中心社会法庭工作模式，在人民法院与社会法庭之间搭建起“桥梁纽带”，使社会法庭调解与司法诉讼之间实现无缝对接，成为法院诉讼活动中不可分割的前置程序。4年来，社会法庭先后化解各类矛盾纠纷2594件，其中司法确认的有939件，得到了群众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