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场舞、合唱团备受诟病……很多人认为这些团体活动产生的噪声影响了周边居民的正常休息。近期，北京的景山公园、北海公园公布了“降噪”措施。其中，景山公园规定，12时以后禁止团体活动。北京多家公园日前表示，是否对公园内的噪声进行控制，要看景山公园和北海公园降噪措施的效果如何。

  （据《新京报》）

  谁都不愿意被噪声影响自己正常的生活秩序，“降噪令”的出台，显然有着良好的初衷。然而，“降噪令”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手段，却陷入了治标不治本的困境之中。一方面，在利益多元化时代，不同的社会群体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不同群体的心声都需要倾听；另一方面，“降噪令”看似简单而直接，却没有从根本上实现公共空间的优化配置。

  广场舞也好，合唱团也罢，参与者大都是中老年人。伴随着社会变迁和价值观念的更新，中老年人对体育锻炼、休闲娱乐、社会交往的需求进一步增加，但缺乏相应的活动场所——在商业利益的考量下，绿地面积不足、公共空间匮乏已经成为大多数城市规划和建设中的通病。规则意识的缺乏和公共精神的淡漠，让有限的公共空间陷入到了“公地悲剧”。一旦不同利益群体之间不能有机衔接，从而形成良性互动，噪声扰民就是一种必然。

  “降噪令”对公园内团体活动进行约束，从短期看取得了一定的治理效果；但从长期看，如果不能为中老年人的利益诉求找到一个合适的出口，“降噪令”很可能在执行中大打折扣，甚至流于形式。

  “降噪令”在保障公园附近居民休息权利的同时，也对其他市民的权利产生了相对剥夺。只有将广场舞、合唱团等团体活动纳入到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不同利益群体才能在同一个公园和睦相处、相安无事。

  社会转型时期，政府部门在面对复杂的利益纠纷和冲突时，必须学会如何保留一个缓冲地带以容纳和消解社会矛盾，变“堵”为“疏”，而不能简单粗暴地搞“一刀切”。噪声扰民虽然不好，但背后“沉没的声音”需要打捞。如果只看到噪声扰民的弊端，却忽视了其背后的利益诉求，未尝不是一种“懒政思维”。

  只有实现道德价值和使用价值的有机结合，“降噪令”才会形成普遍的、强烈的、长期的行为感召力和约束力；只有实现了多元利益诉求的利益协调，公园这一公共空间，才会从杂乱无章走向规范有序，老百姓的精神生活才会更加丰富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