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从根本上消除最低消费等“霸王条款”，就必须把维权成本降到最低。一方面，有关部门应建立快速反应机制，接到消费者举报后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调查核实情况，叫停“霸王条款”，重罚违规商家。同时，对消费者投诉举报给予适当奖励，调动广大消费者维权的积极性，让最低消费等“霸王条款”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11月1日起，商务部和国家发改委联合发布的《餐饮业经营管理办法（试行）》开始施行。《办法》规定，禁止餐饮经营者设置最低消费。记者在沈阳、重庆等地进行了走访调查，餐饮最低消费现象不但仍然存在，还有变相加价的情况，比如包间费和服务费等。（据《人民日报》）

  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所谓的服务费、包间费、开瓶费，无非是餐饮企业在巧立名目，变相设置最低消费标准。显然，不管桌面上的最低消费是否取消，消费者都要面临有形无形的消费门槛。

  《办法》实施后，最低消费并未令行禁止，其实完全在公众的意料之中。一直以来，鉴于最低消费等“霸王条款”有悖于消费者自主选择商品或服务的权利，国家有关部门多次叫停。早在2010年10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发布的《合同违法行为监督处理办法》就明确规定，经营者不得在格式条款中排除消费者权利，对于利用“霸王条款”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可处以最高3万元的罚款。不过，四年来最低消费并没有得到根本遏制，依旧是那只“打不死的小强”。

  问题就在于“徒法不足以自行”。尽管不合理的“霸王条款”比比皆是，但由于维权成本过高，很少有消费者与商家较真，3万元的重罚看似严厉，实则是个“纸老虎”，不足以令经营者产生敬畏。今年“3·15”期间，北京、昆明、天津、河北等36省市消协（消委会、消保委）和中国消费者报社共37家消费维权单位联合发布了《消费领域维权成本大调查报告》。调查显示，多个消费领域问题突出、举证难、过程时间长、监管不到位等，导致维权成本较高。其中，89.8%的参与者认为食品餐饮的维权成本最高，得票率高居榜首。

  遭遇餐饮最低消费等“霸王条款”，消费者通常有三种维权途径：一是与酒店协商；二是向消协、工商部门投诉；三是向法院提起诉讼。乍一看消费者选择余地很大，实则每条路都不好走。首先，商家恰恰处于强势地位，才会通过制定最低消费标准追求利润最大化，与其协商无异于“与虎谋皮”。其次，向消协、工商部门投诉，要消耗大量时间和精力，对于消费者来说得不偿失。第三，至于打官司，维权门槛就更高了。于是，多数消费者往往干吃哑巴亏，默默接受商家设立的最低消费。此外，现行规定大都侧重于对商家的处罚，忽略了对消费者的赔偿，导致消费者陷入“追鸡杀牛”的怪圈，这也是不少人被迫放弃维权的重要原因。

  要想从根本上消除最低消费，就必须把维权成本降到最低。一方面，有关部门应建立快速反应机制，像110出警一样，在接到消费者举报后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调查核实情况，叫停“霸王条款”，重罚违规商家。同时，对消费者投诉举报给予适当奖励。消费者投诉不仅是在为自己维权，更是在支持有关部门的执法工作，监督餐饮行业经营行为，理应获得奖励，而这将有助于调动广大消费者维权的积极性，让最低消费等“霸王条款”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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