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来，断续阅读阎连科，我最深的感觉是人的境界是渐进的过程，而且即使境界有了一定的高度，表达和境界之间也是有距离的。

  十年前读阎连科的《坚硬如水》，我不喜欢他的表达，觉得粗糙了些，也感觉粗俗了些。近来读他的海外演讲集《一派胡言》，这些演讲，阎连科定义为“一派胡言”，颇有曹雪芹“一把辛酸泪，谁解其中味”的自觉。阎连科看见黑暗，但内心温暖，他试图去温暖阳光照不到地方的人的冷凉，更竭力去温暖那些不在阳光之下的人的灵魂的寒冷。

  众多作家中，阎连科、莫言、余华是极少数的不避讳他们初始写作世俗欲望的作家。这些自觉生活在世俗里的作家，世俗生活历练出的真诚渴望、生存威压的恐惧，都坦荡而切实。阎连科，他就定义自己是一个地道的中国北方贫穷的农民。与贫穷和饥饿相伴的成长经历，让他一生都在意世俗的生活。这样的作家，前期作品是会向外谋求赞许，有迎合世俗的必然；但这样的作家，在自己和亲人有了温饱和底线的尊严后，他们会因为生活平静而所欲不多，继而能够从容而无杂念地写作，他们的文字会越来越纯净、简单、朴实。

  《我与父辈》是阎连科的近作，阅读这部作品，我们可以随时触到一种简静的美。简静是有来路的，我想阎连科的简静来自他以前一部部颇受争议的作品。十年前我接触的《坚硬如水》就是一部备受争议的小说，现在重读，我感觉除了文笔外，争议的缘由应该还有内容上的关系。阎连科挚爱他生活的世界，所以他知道中国现实生活的复杂、荒诞和深刻实际上超过任何缘它创作的文学作品。这些看似虚构和荒诞的真实，如果在文学作品中出现，它们的粗糙、荒诞是会遭人诟病的，比如余华的《兄弟》。其实，我们的生活比余华的文字更离奇、古怪，而作家文字只是现实剪影，这些许的刺痛，我们就忍受不住了。敏锐如阎连科、余华这些作家，他们知道真实的生活是时刻准备刺穿善良、真诚人们心脏的利器。

  把阎连科的作品放在一起阅读，我发现任何作家都有自己的软肋，他们的出身、他们的经历、他们的世界观和文学观成就他们，也束缚他们，他们只能在自己经验的圈子里挥洒笔墨。关注世俗生活的阎连科写作的缘由是因为“疼痛”，那些让他感觉疼痛的人和事会让他不自觉地表达。于阎连科和更多的作家，写作是解除疼痛的过程和疗治。到《我与父辈》这部作品，作者已经设法把藏在生活深处的疼痛慢慢传递给他真诚的读者，温柔敦厚的文字呈现简静的美。奇怪的是，就是这部文字简静的作品，无多异议，几乎获得了读者和书评人的一致认可。《我与父辈》是阎连科陆续失去几个父辈后的痛定思痛的力求平静表达的作品，这部作品里，作者对父辈的回忆，是那种几近偏执的情感，他关注很多我们在生活中忘记但却实实在在触动我们心灵的细节和物品：父亲的身影和病痛、大伯的糖果和目光，四叔的布衫和裤子……作者沉在生活深处打捞出的实物和情感，可触、可感，厚重而有深彻的怀想和疼痛。

  细读阎连科的《我与父辈》，在他的文字牵引下，我依稀记起自己生命里的关于父辈的情形种种，还有那些温暖过自己却业已消亡的寻常事物。阅读间，简静的文字竟让我内心疼痛隐隐生发。和阎连科《我与父辈》相遇，于我，是在提取自己成长岁月里父辈的琐屑，阅读的过程耗损了我的平静，让我不时处于焦虑和疼痛之中；和阎连科《我与父辈》相遇，让我忆起父亲初中时和我说过的一句话：“一个人能无大病大灾，活到六十岁就是福气。”活着，我们的祖父辈活着，我们的父辈活着，活在我们共存的世界，这是生命的惠泽，这是我们后代的福气。和阎连科《我与父辈》相遇，我知道，我们和我们所有的活着、离去的先人，我们只能切实地活在哀欢的现世。

  （据嘉兴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