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在外地工作,偶回老家小住,每次都有新感悟。
这天,上小学三年级的侄子放学归来,一改往日蹦蹦跳跳的活跃,轻声蹑足走进门,两手虚掌相对叩合着,一副小心翼翼的模样,很像捧着稀世珍宝。
侄子打开手掌,一只麻雀赫然显现。显然,这是一只幼雀,一脚站着,一脚悬空,有着明显的腿伤。侄子正在走路,麻雀突然从树上跌下来,侄子不由分说弯腰捡起,娇滴滴捧了回来。
情绪稳定下来的麻雀,突然“喳喳喳”叫开,像是对着侄子道谢——侄子给麻雀的腿伤抹过云南白药,用纱布缠好,放进阳台的空鸟笼。然后,他又是小米又是水将吃喝准备得很到位,它能不言谢!
看着侄子善意诚笃的圆脸,不由想起田野里含苞待放的花蕾,我问道:“乖,你对麻雀这么好,为个啥?”
“唏——”侄子显出不屑一顾的轻蔑,说:“你还是叔呢,连这都不懂?老师和书上都在讲,为了尊重生命,保护动物呗!”
侄子的话令我羞愧万分。他才9岁,或许讲不出太深的道理,却懂得尊重生命,保护动物,且能付诸行动,而少年时的我和我的同龄人都懂得啥、又做些啥呢?
40多年前,我上小学三年级,“文革”开始了。先是老师领着挨门入户没旮旯翻蛆地砸抄“四旧”,再是批斗“走资派”。尽管小学生还认不全“走资派”仨字,批斗会却要求参加以壮声威。会上,群情激愤,成了“走资派”的村干部戴着1米高的纸糊高帽,低头哈腰站上高凳,伴着“批倒斗臭”等山响的口号,辅以耳光、拳脚等有力配合,直至“走资派”被收拾得鼻嘴窜血,人们才漾着胜利的兴奋和喜悦暂时休会……接着是“文攻武卫”,两派只为“抓革命”,不再“促生产”,当街摆开阵势,高呼革命口号,拿着杈棒扫帚、刀锨锄镐,都把革命胜利的目标锁定在杀伤直至杀灭对方的肉体上。
屡次短兵相接,屡次两败俱伤,血流了一地,有两根砍飞的手指在地上蹦跶,连伤者也顾不上管它。结果,因伤住院12人,另有1人被打死。后来清理阶级队伍,专整“地、富、反、坏、右”。学生娃亲见右派分子周元宏站在高凳上,被12岁的儿子连扇8个划清界限的耳光。因他死不承认“右派”罪行,被一脚踹下高凳,跌得鼻破血流,爬不起来。人们又说他装死狗,几个人拖着架上高凳,又是开心地一踹,栽到地上,再没起来——脑浆迸出,当场毙命。家人连哭都不敢,悄没声地席卷入土,像掩埋一头瘟猪。
受“革命”热潮的熏染,我们从小懂得的是:革命需要暴力,生命可以践踏。于是,红小兵效法大人,见了“坏分子”非唾即骂,甚至撒土扔石头。有一次,罚地主分子吴新龙跪地寻开心后,还觉不过瘾,又挨个掏出裆里的“小东西”往他身上尿尿。见他屁都不敢放还点头哈腰的熊样儿,我们备受鼓舞,再做这类事时愈发肆无忌惮,从中获取了说不尽的兴奋与满足。
对人如此,动物算老几?统统“斯拉斯拉的”。由于“革命”荒了田地,吃饭都成问题。而人饿急时是会“人吃人”的,何况吃动物!为了对付糠菜半年粮的苦涩生活,我和伙伴们曾爬山越岭翻石头捉蝎子,卖给公社收购站,一只5分钱。每捉一只蝎子,都是半碗肉丸或一个馍的收入,所以,越捉越来劲,最多一天捉过20只蝎子,卖1块钱,抵上大人干6天活。没办法,为了填充我们的瘪肚,蝎子必须去死。我们曾放肆地逮杀麻雀。听说它是害鸟,掠食谷物,与人争食,且本身又是饱肚的好肉。我们先是打开教室的玻璃窗,在课桌上撒些米粒,待成群的麻雀进去吃食后,几只隐藏的手同时将所有窗户关上,受惊的麻雀没命地朝窗玻璃上飞撞,一会,十几甚至几十只麻雀全都呜呼了。简单解剖后,用泥一包,撂进火窝,烤熟后,泥一掰,肉香四溢,吃得美死人。春夏季,搬着高梯,挨家摸房檐,掏墙洞,不管是正孵着的雀蛋,还是光头秃身才脱壳的幼雀,格杀勿论,统统捣烂摔死,一个不留。下雪天,白天扫一块净地,用一根拴有长绳的短棍支起半边筛子,撒些米粒,待无处觅食的麻雀欢天喜地钻进后,一拉绳子,筛子“扑嗒”落下,刚好叩住麻雀,一天能逮几十只。夜里,拿上手电筒,在搭着红薯秧、玉黍辫的树丛里,寻找麻雀。只要强光照住麻雀的眼睛,它便傻瓜般一动不动,有多少都能手到擒来……粗略算,伙伴们每人每年谋害的麻雀性命至少在千只以上。至于跟着爷爷学打猎,猎捕的野兔、黄羊、野山鸡、穿山甲等动物同样难计其数。
回忆过往,我的童年、少年是和轻贱生命、杀戮动物连在一起的。这种残酷的野性,在伤害他人、破坏生态的同时,也无形中坑害了自己。谁能说那些动辄欺侮无辜、寻衅滋事,或因抢杀掳掠而被捕入狱,甚至被处以极刑的同龄人,与这种野性的作祟没有一点关系呢?
值得欣慰的是,今天的社会祥和温馨,孩子们感受着仁慈与良善的教诲与熏染,从小就懂得珍视生命、护佑动物,以爱心奉献谋求与自然生态的互存共生,这不仅是孩子健康成长的福气,更是和谐社会的基石。
一周后,麻雀的伤腿痊愈,羽翼也已丰满,侄子双手捧着,朝天空一送,“扑扑棱棱”,它展翅飞向高处,又踅回来,落到阳台对面的树上,对着侄子“喳喳喳”叫个不停,是道别,更是感谢。侄子像得了金元宝,高兴得一蹦老高,那笑容格外灿烂,仿佛一朵新花正在绽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