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李克强总理在广州考察危房改造时强调，要改善农民工、城市困难群体生活条件。他表示，我们要的是包容性发展，必须改善农民工、城市困难群体生活条件，努力提供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营造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为他们纵向流动提供公平机会，让他们生活有希望、奋斗有回报。

  国家卫计委2013年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3》显示，我国流动人口已达到2.36亿，每六人中就有一个是流动人口。流动人口平均年龄约28岁，超过一半的劳动年龄流动人口是“80后”。越来越多的新生代流动人口来到城市，不仅为了打工挣钱，超七成人希望落户城市，在城市谋求发展，并融入这个城市。

  我国流动人口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集中体现了城乡差距问题。我国年轻一代的农民正日渐远离土地，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和我国“人口红利”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几乎没有务农经历，对城市的认同度超过了农村，追求与城市的文化融合。可是，在融入城市过程中，新生代农民工面临收入较低、社会保障、缺乏住房和户口壁垒的障碍。这导致他们进城打工多年还无法定居城市。目前农民家庭的生存模式是“务农＋进城打工收入”，这造成了很多问题，如无法发展规模农业、优质耕地大量流失、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留守儿童日益增多等。此外，还有农民工与市民间的身份差异带来的歧视，以及群体冲突等。这些难以改变的身份以及心理和文化的差异，将以农民工为主体的边缘人挡在了城市的外围。如何让新生代农民工体面劳动并且融入城市，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首先，大力推进城镇化，尽快缩小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加强城镇管理能力和公共服务建设，实现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之所以流动人口成为一些中心城市人口增长的主要动力，根源在于城乡二元经济和地区经济差异过大，而不是宽松的户籍管理制度所导致的人口自由流动。有研究表明，我国地区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从1992年的0.15扩大到2007年的0.21，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城市特别是中心城市在经济社会发展中“鹤立鸡群”，形成了极大的城市集聚效应。城镇化是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扩大需求和拉动经济增长的关键，目前当务之急是构建让所有农民工都享受城镇化利益的稳定机制，提高城镇管理水平，让入住城镇的流动人口能够安居乐业；通过棚户区改造等措施，完善进城农民在城镇定居的住房保障制度，主动吸纳适合到城镇居住的农村人口，特别是有序推进农民工市民化。

  其次，应加快户籍立法进程，清理各地对流动人口移居城镇所设置的户籍壁垒，因为维护法制统一是中央政府的责任之一。长期以来，一些地方制定的户籍政策严重地阻碍了城镇化进程。城镇户籍是公民享受城镇公共服务的前提，而户籍制度却让流动人口特别是农民工对城镇望而却步。目前有必要出台《户籍法》，将市民权设定为一项可诉的权利，从而打破一些地方在户籍上的集体自私。

  提高流动人口及其子女的教育水平是提高我国人口素质的关键，当前的紧迫任务是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让他们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转型的需要，促进平等就业。没有过硬的职业技能，他们很难融入城市，很难体面地生存。

  绝大多数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向往城镇文明，并希望能够在城镇定居。据调查，目前超六成的已婚新生代流动人口与全部核心家庭成员已在流入地共同居住。在一系列壁垒被拆除后，流动人口会积极参与到城市的生活中，在心灵上融入城市，把城市当成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