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中央组织部发出通知，指出各级组织人事部门将进一步加大抽查核实力度，随机抽查比由目前的3%—5%提高到10%。据统计，2014年，全国向组织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领导干部总量达到150万名。因抽查核实发现问题，目前已有5名拟提拔中管干部被取消提拔资格。

  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虽然已经制度化、常态化，但是，报告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不能完全保证，很大程度上依靠个人自觉，即便有抽查核实，由于抽查比不高，也难以消除一些领导干部的侥幸心理，漏报、错报、瞒报等行为无法杜绝。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这项制度的功能与作用。

  报告个人事项制度不是“棉花棒”，更不能成为“稻草人”。如今，“制度性修复”启动，对这项制度进行进一步的改进和完善，让抽查核实进入新常态，扩大范围、增加频次，不断增添“慧眼识别”功能，加大对弄虚作假者的问责处罚力度，旨在令其“不敢假、不能假、不想假”，让这项制度最大限度发挥作用。这是令人期待的。

  官员的个人事项，由组织掌握到信息公开，确实需要谨慎，但必须笃行。官员财产公开，是官员隐私权与公众知情权的博弈。官员财产公开，不可避免要涉及官员的隐私问题。然而，官员掌握和行使公共权力，其财产的隐私权应当服从公众的知情权，这是国际上早已在法理上和实践上解决了的问题。

  官员财产不是也不能成为“免检产品”。一方面，只有官员财产公开，才能满足公众知情权，尤其是监督权；另一方面，鉴于公众对官员财产公开的“信任危机”，取信于民，就必须如实公开。据一项调查显示，90%网民对官员财产公示持不信任态度，理由是“灰色收入和转移性财产谁会公示”。上海社科院专家表示，官员财产公示至少应涵盖本人、配偶和未成年子女。公示财产的范围，不限于房地产、存款、现金、名牌手表、名牌衣服等。

  报告个人事项制度有必要升级，成为“杀手锏”。让这项制度与不动产登记制度等“有机并轨”，在一定范围内信息共享、资源互通，相互比对、相互促进，并在此基础上积极创造条件，让官员财产公开公示制度建设按下“快进键”。作为公务员，尤其是领导干部，相关个人事项只能姓“公”，必须维系“公品质”——公开、公正、公信。当组织知情与监督日臻成熟之后，更大范围内公开是情理之中与法理之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