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多年过去了，但那年的隆冬镌刻在我的心里，使我永难忘记。

  我离校返乡的那年冬天，真冷！北风早早地扯着嗓子呼呼地怒吼个不停，还没到深冬已是寒冷彻骨，滴水成冰。听村里的老人讲，好多年的冬天，冷，都没有来得这么急、这么猛。

  在那艰苦的岁月里，我们村照明没有电，吃的主要是红薯和极少的玉米，烧饭用地锅，取暖用柴火。即使是在冬天最冷的日子里，能够用煤炉取暖的人家也是寥寥无几。一是因为在那计划经济的年代，煤也是凭票供应，但是农村户口从来也不发煤票。二是因为家庭经济条件差买不起。

  和我们村相距70多里的山里有个煤窑，因为出的煤质量不好，烧起来有很大的硫黄气味，所以不用煤票就可以买到，而且价格也便宜。我们生产队的王银、王祥、王义三位大叔商量着准备去那个煤窑拉煤。我知道后，就求他们带我去。一开始，他们三个都不同意。王义叔说：“小闺女家去什么去，煤拉回来，我们几个都给你点儿就是了。”可我执着地要他们带我去。银叔知道我的犟脾气，即使他们不答应，我也会悄悄地跟着去，只好说：“行行行，一起去，一起去。”

  去拉煤的那天，天阴沉沉的，云压得很低，刺骨的寒风扑面而来，顺着领口、袖口灌进去，一直冷到心里。小妹要帮我去拉车（平车是那时农家最好的运输工具），坚决地要和我一起去。那年，她14岁，我17岁。祥叔让小妹捂着被子，坐在他的车子里。路程大约走了一半，银叔和义叔让我拽着我的平车，轮流坐在他们的车里。

  天黑的时候，我们住进了山脚下的一个起火店（最简易的旅店）。掀开挡风的草帘子，昏暗的房内点了一盏小煤油灯，在煤油灯幽暗的光晕里，我模模糊糊地看到，空荡荡的房子里靠着前后墙铺了两排草垫子，中间留了一条尺把宽的通道，人们可以走来过去。银叔把他的铺盖卷递给我：“把你们的铺盖铺到墙角，我的铺盖挨着你们的。”这时，不断地有一拨拨的人进来，同时带进来一股股寒气。

  天黑透了，两个起火店的伙计掀帘走了进来，一个抱着一摞碗，一个提着冒着热气的大桶，大声喊着：老少爷儿们，就着干粮喝点酸辣汤（其实是酸辣水），热呵呵地早点睡、放心睡，到时候我们会叫醒大家的！

  夜深了，劳累的人们早已倒头而睡。屋外的寒风不停地敲打着门窗，附近不时传来狗的狂吠声。屋内震耳的呼噜声此起彼伏，梦呓声、磨牙声相互交替，还有门口那个大尿桶，不时响起“哗哗哗”的撒尿声，空气中弥漫着难闻的气味。我和小妹用被子把头蒙住，相互依偎着，蜷曲在被子中，久久不能入睡。蒙蒙眬眬刚有点儿睡意，院子里响起伙计们叫起床的声音：“起床了，上山了；起床了，上山了……”

  屋外伸手不见五指。义叔把马灯点着挂在他的车把上，并叮嘱我紧跟他的车，注意脚下的路，走稳当。我拉着车，小妹把绳拴在我的车上，用劲拉了起来。银叔、祥叔跟在后面，大家沿着坎坷不平的路向山上爬去。

  到了煤窑，天才蒙蒙亮，可前面已经排起了长长的车队。远处的山峰连绵不断，沟沟壑壑尽收眼底。从小喜欢诗词的小妹便吟诵起了毛主席诗词：“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小妹刚吟完上阕，我便朗声接到：“隆冬朔风横扫，千山万壑萧条，待到春风送暖，漫山枝翠叶茂。”听到我自编的词，小妹嗔怪道：“姐，低声点，别乱念。”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说话稍有不慎，就会招来很大的麻烦。

  轮到我们装车了，三位大叔都装400公斤，只让我装300公斤。银叔让我把车停在一个不碍事的地方后反复交代我，重车下山难，不安全。他们仨先下山，让我老老实实在这儿等他来接我，并把小妹先带下山。

  差不多有两个小时，银叔满头大汗地上来了。他让我蹲在车尾巴上，双手抓紧车膀，压住车，而他则把车杆端起来，让车尾巴拖着地，慢慢地向山下走去。

  傍晚时分，我们快到家了。天空中纷纷扬扬飘起了雪花。走在沁河边的大路上，小妹高兴地念道：“风萧萧兮沁水寒，昨朝离家今夕返，顶风冒雪战寒魔，祈盼天公送春还。”

  窗外，鹅毛般的大雪飘飘洒洒漫天飞舞，煤炉里的蓝色火焰在欢腾地跳跃着，屋里暖融融的。小妹情不自禁地唱起了她最喜欢的《刘胡兰》：数九那个寒天下大雪，天气那个虽冷我心里热……看着小妹快乐的模样，我心里对父老乡亲充满了感激。父老乡亲对我的关心、爱护、帮助、呵护，永远温暖着我的心，让我一辈子也忘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