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在复旦大学110周年校庆高端学术论坛上发表演讲说，中国发展经济要克服思想认识三大误区。

  误区一：高速度牺牲增长质量

  有人说，现在雾霾这么严重，环境问题这么严重，就是因为过去这些年增长太快。的确，环境问题与发展是相关的。但是跟高速增长本身，并不直接相关。以中印两国比较为例，1978年我们的人均收入是155美元，印度是209美元。经过36年的发展，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超过7500美元，而印度只有1600美元，它连我们的四分之一都没达到。但数据显示，印度雾霾跟环境污染问题比我们还严重。从这个比较来看，确实在高速发展的过程当中，加重了环境问题，但不能说是跟我们发展快速有关。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中等收入阶段。低收入阶段是以农业为主，高收入阶段是以服务业为主，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它的产业结构是以制造业为主。任何一个国家，当它的经济是在以制造业为主的时候，环境问题都比较严重。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在制造业阶段，它的生产特性是能源使用密度高，而且排放的密度高。二是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国家有一个先天的劣势，即两国能源结构都以煤炭为主，煤炭的排放比石油、天然气都多，所以环境压力更大。三是监管不力，所以问题就更严重了。

  放慢经济增长速度来改善环境质量，可能用意是好的，但实际上达不到这个目标。要根本解决环境问题，我想最重要的是赶快进入到高收入阶段。服务业能源使用率低、排放减少，环境的压力就会小。而且，当我们进入到高收入阶段以后，可以用来治理环境的手段多了，钱也多了，解决环境问题的力度就自然大了。而如果一味放慢经济增长速度，会导致我们在制造业阶段的时间被拉长，反而陷入一个更被动的局面。

  误区二：把投资等同于产能过剩

  出现产能过剩，很多人认为这是因为我们的发展模式不对。我们是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变成产能过剩，因此要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但这个说法对不对？我并不是反对消费，消费非常重要，这是发展的目的，但是消费增长的前提是收入水平增长，劳动生产率水平要不断提高。为此，技术要不断创新，产业要不断升级，而这都要靠投资。

  当然投资也应该是有效投资，这样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如果继续在那些过剩的产业里面投资，当然会产生更多的过剩。但是简单把投资等同于产能过剩的人，在他的思想里面没有产业结构分析。实际上有很多新的产业可以不断升级。如果投资于产业升级的部分，或者投资于现在有很多基础设施不完善的地方，或者投资于环境治理，那么这些投资怎么会导致产能过剩呢？

  误区三：基础设施投资回报率低，不应该政府来做

  有学者研究发现，基础设施的投资回报率比一般产业投资回报率低，由此认为，政府就不应该做基础设施投资。我认为其观点存在几个问题。首先，基础设施的投资跟一般产业的投资周期不同。一般产业的投资，一年或两年就有产品可以卖了。基础设施的投资周期就要长很多。其次，回报周期也不一样。一般产业的投资10年就折旧完了。基础设施的投资折旧，可能要30年甚至更长。折旧短意味着什么？就是每年的回报率要高，才能够抵消折扣率。如果回报周期长的话，每年的回报就会比较低。第三，基础设施的投资有很多是外部性、社会性的收益，不是项目上面直接可以得到的收益。

  退一步讲，如果我们把这些外部性等都算进去，还是发现基础设施的投资回报率比一般产业低。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让民营经济去做，它也不会愿意做。但是如果政府也不做的话，那么基础设施到处是瓶颈，经济还能发展起来吗？实际上这也是上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兴起以后一个很大的误区。基础设施这一块，政府还是有责任去做的，尤其是在经济下行的时候，政府来做基础设施的投资有许多好处：可以启动需求，创造就业，稳定经济增长；从长期来看，还可以营造经济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让经济发展得更好。（据《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