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好名与人之好游，古今中外皆然。好名者如东晋大将桓温，“不能流芳百世，但愿遗臭万年”，俨然被沽名钓誉者奉为圭臬。好游者如李太白，“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其代表作《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等均与游山玩水有关。无奈今人大都不具备桓温的霸气和李白的才情，唯好名与好游一脉相传，于是把两者结合起来的最佳途径，就是在名胜古迹刻上“某某到此一游”，希冀以此留名百世。

  “到此一游”窃认为是涂鸦文学的简略版。“涂鸦”之说来源于唐朝诗人卢仝《示添丁》“忽来案上翻墨汁，涂抹诗书如老鸦”，后来就把不分场合胡写乱画的行为称为“涂鸦”。想来古人传播手段简单粗陋，从原始时期的岩画，到甲骨文，到竹简，到纸张，直到现在的网络，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古代的优美诗句如何流传至今，可以在名胜古迹的众多“涂鸦”中找到部分答案。被誉为唐七律压卷之作的《黄鹤楼》,就是崔颢题写在黄鹤楼墙壁上的。都说李太白才华横溢，笑傲王侯，见了崔颢之诗也自叹弗如，无奈题道：“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再上头”。后来李白步崔颢原韵写下《登金陵凤凰台》，后人评价崔李两诗“格律气势，未易甲乙”，也有人认为李诗有效颦之嫌。还有一点，李诗估计也是写在凤凰台墙壁上的，否则何用“题”？唐代诗人崔护的《题都城南庄》，也是写在桃花姑娘家墙壁上的，后人以此诗为题材创作了戏剧《人面桃花》，才子佳人以诗为媒，喜结良缘，迎合了多数人渴望大团圆的心理。其实从文学欣赏的角度来讲，把人们无限丰富的想象空间用俗套塞满，实在是画蛇添足。苏东坡的《题西林壁》，直接就点明此诗是写在西林寺墙壁上的，如果此诗此壁还在，大概属于国家重点文物，要用玻璃罩子保护起来的。

  唐宋之后，随着印刷术的发展，文学传播的手段大大完善，墙上涂鸦就难入文学大腕的法眼了。但涂鸦遗风不可能马上消失，宋江酒后在浔阳楼题反诗，惹下了杀身大祸，可也成就了一番事业。至于涂鸦如何与文学渐行渐远，沦落为人人讨厌的“到此一游”，就拜吴承恩老先生笔下的孙悟空所赐了。想那猴子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无爹无娘，少家失教，顽劣成性，辛遇菩提祖师学得一些道行，捎带也认识几个字。大闹天宫和如来斗法，在佛祖的手掌里翻了无数个筋斗碰到五根肉红柱子，认为是天尽头，便在中间柱子上写下“齐天大圣到此一游”，又不自重不文明，撒下一泡猴尿。唐宋时期文化繁荣，文人们的涂鸦不经意间就成为传世名篇。到了明代，朱元璋乞丐出身，当了皇帝也脱不了泼皮无赖相，文化素养和唐玄宗、宋徽宗没法比。皇上如此，整个社会风尚也趋于低俗化，明诗基本不值一看，根本没有唐诗宋词的自然大气优雅豪放，取而代之的是平民化的话本小说。当然作为不同的文学形式，诗词和小说各有千秋，谁也不能取代谁。但吴承恩老先生的描写不会是空穴来风，一定有其生活参照和社会依据，如此考证，流传至今的“到此一游”陋习，其始作俑者可能是孙悟空了。

  现如今旅游经济大发展，旅游已成为人们不可或缺的一种生活方式，旅游的好处显而易见，但副作用也不少，在名胜古迹乱刻“到此一游”的陋习即是一例。据说中国游客颇为精通此道，不但在国内的名胜古迹上刻，外国的著名景观也难逃此劫，埃及卢克索神庙、美国自由女神像都被中国游客刻上“某某到此一游”。有些国人痛心疾首，口诛笔伐，直斥这些游客丢了中国的人，素质太差等。这些游客胡刻乱画固然不对，但上纲上线和人格、国格联系起来似乎也太过分，尤其是一些人认为乱刻“到此一游”只是中国人独有的陋习，这种心态就大成问题。乱刻“到此一游”的外国人多了去了，英国大诗人拜伦曾经把自己的名字刻在雅典波塞冬神庙的石头上，中国的长城各种文字的刻画比比皆是，最近有美国游客在意大利古罗马斗兽场刻画，被处以高额罚款。当然这样类比并不是为中国人的陋习找借口，而只是想证明人性都是相通的，此善彼恶人人如此，哪管什么中国外国。“到此一游”之所以屡禁不止，其根源在于人们自身需要情感抒发，这和古人在风景名胜题诗作词寄托情怀如出一辙。可老祖宗留下的风景名胜都是无价之宝，胡刻乱画说到底是一种破坏行为，为德为法所不容。其实人们也可以创新思维，是否可以在不损害名胜文物的前提下满足人们的情感需求。比如可以设置专门的“留言墙”和“涂鸦墙”，也可以现场征诗文，参与者给个小小纪念品，选择精品汇编成册，既有宣传效应，又弘扬了文化，还可以增加一些收入，三全其美的事，何乐而不为呢？当然，对在禁止的地方乱刻乱画者，自当重罚严惩，以儆效尤。“除了脚印，什么也别留下；除了印象，什么也别带走；”才是旅游者的最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