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他16岁入党，17岁参加抗日游击队，21岁成为林伯渠的机要秘书，28岁起先后在国家档案局、国家第一历史档案馆工作……34岁那年，他前来支援我市的档案工作建设，一年后主动放弃回京机会，从此全身心投入到我市档案工作建设中……

  他，就是抗战老兵任久利。近日，本报记者走进这位耄耋老人，探寻他从炮火硝烟中走来的光辉足迹，感受一颗老共产党员的赤子丹心。

  告别妻子上战场

  1928年7月，任久利出生在河北省武强县的一户农家。虽然家里有几亩田地，但都是肥力很差的土质，任久利姊妹四个从小就随父亲下地干活，全家人辛苦劳作一年也收获不了多少粮食，全家人的生活只能勉强维持。

  1938年，村里成立了抗日小学，11岁的任久利有了读书的机会。“那时候，鬼子隔三差五进村扫荡，学校上课断断续续，虽然在校时间有6年之久，但实际读书的时间只有三四年。”任久利说，“后来，村里有了维持会，维持会经常摊派村民去给鬼子修路、修炮楼、挖壕沟，我从15岁起就被派去干这些活了。”

  “鬼子动不动就打干活的百姓，谁干活慢一点儿，就用枪托砸谁。我手里干着活，心里恨透了这些奴役中国人的侵略者。”任久利说，“抗日小学校长私下里常给我们讲抗日的道理，还特别跟我谈过几次话，问我怕不怕鬼子、敢不敢和鬼子干。我说不怕，只要能把日本鬼子赶走，就是死也不怕！校长说，光嘴上说不行，还要立个字据。”

  1944年12月的一天，任久利接到通知，校长让他晚饭后到一位同学家里立字据。“原来，那天晚上校长让我去写入党申请书。因为当时入党是秘密进行的，所以校长就以‘立字据’的说法把我约去了。”任久利说，“写完入党申请书后，校长对屋里的几位同学说，从今往后大家就是同志了，大家要紧密团结、保守秘密，宣传抗日、支持抗日。就这样，我在16岁那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5年1月，武强县抗日游击队到学校征兵，我立即报名参加了游击队。那时候，我刚成家几个月，妻子听说我要走，赶紧给我装衣服、拿鞋子，我连夜就跟队伍走了。”任久利说，“妻子很支持我。那时候，很多家庭都是这样，你记不记得有首歌是这样唱的：‘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这就是当时的真实情况。”

  游击队每天东奔西跑，任久利跟着队伍埋地雷、打伏击，寻找机会对敌人进行袭扰。由于有文化，任久利进步很快，1945年7月，他被派往冀中第八军分区学习机要知识，之后成为63团的一名译电员。

  “1945年8月16日，是我一生中难忘的一天。这天下午，我突然接到电台讯号。当我译完电码后得知，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接着，我发狂般冲到门外高喊起来：日本无条件投降了！”任久利站起身来激动地说。

  曾在林伯渠身边工作

  1949年11月，任久利被调到政务院（国务院）机要处，继续从事电报发译工作。1949年11月，任久利再接调令，给“中共五老”之一、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的林伯渠同志担任机要秘书。

  “得知要给林老当秘书，我既激动又紧张。”提起这段往事，任久利仍然很兴奋，他说，“但见面之后，所有的紧张感都被林老的和蔼可亲融化了。那天我刚一进门，一位60多岁、面容和善的老者就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很客气地伸过手来和我握手，对我嘘寒问暖。林老除了叮嘱我工作中要注意的事情外，还建议我平时多学习政治、历史等方面的知识。”

  “林老十分重视保守党的机密，对于机要文件都是随到随阅，阅后签字立即退回，很少隔夜退还。可有一次，一份机密文件找不到了，林老很着急，立刻放下手头的工作找文件，连找了几个钟头，把办公室几乎翻了个底朝天，累得满头大汗，结果还是没找到。最后，终于在我的办公室找到了那份机密文件。”任久利说，“我当时吓得出了一身汗，心想这次肯定要被林老狠狠地批评了。没料到，他不但没有批评我，反而自责地说没有给我交代清楚该怎么处理这份文件。从那以后，我在林老身边工作的几年里，再也没有出现过文件找不到的情况。”

  “林老是个大学问家，跟他在一起，我学到了很多东西。”任久利向记者讲起了这样一件事。“一次，林老会见一位民主人士。这位客人问林老贵庚几何，林老说是属‘戌’的，客人未听清，回问了一句。这时，我在旁边插嘴说：‘属老鼠的。’林老瞅了我一眼，意思是说我说的不对，就用手指在桌子上写出了‘戌’字。我又随口说了一句‘啊，是属狗的’。”

  “林老瞪了我一眼，不再理我了。我以为林老生我气了。没想到，客人走后，林老很和气地对我说：‘中国人讲话要注意用词文雅，对有些属相不宜直接说出，就用天干地支代替。你年轻，要多学习，不要在客人面前随便说话。’”任久利说，“这件事教育了我，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里，至今不忘，时刻鞭策我要不断学习。”

  “林老进北京后，延安的老八路作风并没有丢。他住在中南海颐园，就在勤政殿西邻，小院内有假山花卉，可他还要在空地上种些瓜豆类植物，我经常跟他一起劳动。林老说，劳动既锻炼了身体，又获得了收成，一举两得。”任久利说，“我现在依然怀念在林老身边工作的那段日子。”

  在哪儿都是干革命

  “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在任久利的客厅里，挂着这样一幅字。这幅字也是他一生的写照。

  1956年，任久利被调到国家档案馆人事处工作，次年到国家第一历史档案馆，任档案利用组组长。“1962年的一天，领导找到我，说焦作是一个新兴的工业城市，有很多重要历史资料需要整理归档，问我愿不愿意去那里参加档案建设工作，为期一年。我立马就答应了。”任久利回忆说。

  “1962年7月，我第一次来到焦作，任市档案处副处长。当时，焦作市档案处刚刚成立，缺乏专业人才，工作没有头绪，各类档案就地堆放。”任久利说，“我一方面带人迅速开展档案整理归卷工作，一方面开办基层档案员培训班，指导直属各局委建立基层档案室。仅一年多的时间，焦作的档案工作就步入了正轨。”

  “一年后的一天，我接到国家档案局领导的电话，问我想不想调回北京

  工作。”任久利说，“在哪儿都是干革命，这里更需要我，我就在这儿不回去了。就这样，我在焦作一直工作到离休。”

  “应当说，我选择留在焦作跟林老对我的教育和影响密不可分。他身为‘中共五老’之一，尚能以普通党员的身份过组织生活，在小组会上经常检查自己的工作、学习和思想情况，征求同志们的意见。林老为了按时缴纳党费，在每月的日历牌上写着：‘今天交党费’。他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深深影响了我的一生。”任久利说。

  如今，任久利依旧居住在老居民楼里，家里陈设简朴。他曾经的同事大都在北京的干部楼里颐养天年，可任久利并不羡慕。他说，能为焦作这个新兴城市的发展做一点事情，感觉挺满足。

  “父亲对世俗名利看得很淡，但关心国家大事。他最大的爱好就是每天翻开报纸看新闻，《焦作日报》是他坚持多年阅读的报纸。汶川和玉树地震时，父亲在报纸上看到新闻报道后，马上让我取出他的离休金去捐款。”任久利的儿子说。

  记者手记

  “在哪儿都是干革命。”一句看似普通的话语，彰显出一位从战火硝烟中走来的老共产党员的奉献精神与高尚情怀。

  在北京的国家级单位工作过，也在焦作工作过，相信任久利能感觉出煤城与京城在生活条件、工作环境上的落差。但当他认为焦作的档案工作更需要他时，任久利义无反顾地放弃留在北京工作的机会，举家落户到太行山脚下的煤城。这种选择、这种舍弃，是一种无私，是一种忘我，是一种襟怀，是一种人格。

  采访中，记者从任老的言谈中能够感觉到他那谦虚平和的心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一切以党的事业、国家的事业为重，这正如老人家里墙上挂的那幅字一样：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

  本报记者 陈作华 见习记者 张 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