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回太行山之行，一共走了三天。三天期间都是在武乡县的地盘上盘桓。因为此行正值全国人民纪念抗战胜利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武乡沉浸在一片肃穆悲壮和喜庆的氛围之中，到处红旗飘飘，到处红星闪耀。尤其是八路军总部纪念馆、八路军文化园和当年将帅们生活战斗过的地方，游人如织，车水马龙，处处显出一种饱和鼎沸的状态。

  在八路村住宿是一件极快活的事，舒适恬淡别具一格。我下榻的房间是区小队。门前有弹药箱，墙上挂有军用地图、马灯，屋内盘着一个大炕，炕上摆着一张方桌。我这个平常住惯了宾馆酒店和招待所的侠客顿感新鲜。我的对面是河北电视台的人，她们的房间是妇救会。我们的司机被安排在担架队，住在北上房的是吕梁记协主席刘向东，他的房间是村委会。领了钥匙的人们都不急于离开，而是结伴互相客串，彼此欣赏观摩四合院的摆置物，谈论住所的异同特色。

  那一晚我睡得很晚，我是被武乡县委宣传部长送来的一本小书迷住了，书名叫《游击队长魏名扬传奇》，其实我对这本书一开始并不怎么上心，尽管是迟浩田将军题写的书名。只是在白天听了孙发明的介绍我才格外注意。孙发明说，武乡是八路军的摇篮、子弟兵的故乡。武乡家家出过子弟兵，户户住过八路军。武乡不是山西的武乡而是中国的武乡。我知道搞新闻的人都言过其实，对孙的一番车轱辘话不屑一顾。孙发明似乎也看出我的意思，顺手一指在广场上接待记者的宣传部长魏书文：“他就是一个八路子弟，他大伯魏名扬当年和刘伯承的头颅是一个价码。”孙发明说，小时候在村街的饭市上，听过瞎先生唱的武乡鼓书：“魏名扬膀宽腰圆是武班头，专门与天皇日本做对头，布告贴在城墙大路口，5000金票缉拿他的头。”孙发明说，你见过哪个县的宣传部长又是副县长又是政协主席？出于好奇，夜阑人静的时候我翻开了魏名扬的书。呵！不翻不知道，一翻心惊肉跳：魏名扬火烧赵家楼、孤身斗响马……他与尤太忠搭档过，他被朱德表扬过，他胸前别着独立自由等五枚胸章，如果他健在，现在也是百岁老人了，如果他健在，今年9月3日一定有资格登上天安门观礼台。

  如今几十年过去了，魏名扬的故事，在武乡县，在太行山区，也不知加了多少油盐酱醋。有人拿他与平原游击队相提并论，有人说他与山东铁道游击队一样精彩绝伦，但不管怎么传说，魏名扬这个民族英雄，都镌刻在黄土地的红色记忆里。

  八路村里有雄鸡报晓。我约莫6点钟的时候被雄鸡叫醒，起来后就沿着八路村散步。我看到住在司令部的焦作日报党委书记、社长门上挂了锁，窗帘闭合着，就来到警卫连兴师问罪。我问住在警卫连的长治记协主席王占禹：“焦作来的杨法育书记呢？”王说：“不知道呀。”“司令丢了你都不知道，你这个‘连长’是怎么当的？”

  住在八路村的新闻记者几乎都和杨法育一样起床很早。他们转、游、看，从轧油房到粮站，从粮站到供销社；蛇盘路，回字街，联络站里的铁壶粗瓷碗，军工生产区的纺车，抗大二分校的煤油灯，从一件文物到一副字画，耳濡目染，我们好像不是初来乍到，而是这里的主人，是五湖四海走到一起来参加救国抗日的战士。

  第二天参观王家峪。那是八路军的心脏。

  车队逶迤行进在太行深处。大家心情澎湃着，连绵不断的峰峦一起一伏地跟着赛跑，有时在群峰之上又露出一座更奇拔的山梁，有时在深谷之下又出现一道更险峻的沟壑。一片又一片玉米地像青纱帐为我们遮阴，一丛一丛的高粱在太阳下笑脸相迎。

  王家峪的地貌着实令人惊讶，易守难攻，可进可退，真是一块军事要地，每一处悬崖都是向侵略者亮剑和敬神祭鬼的天坛。

  至于空气，清新得像滤过一样。我们走在青石铺就的街巷，我们抚摸带有温度的砖墙，心情严肃又欢愉。

  司令部是一座古老朴素的房舍，他和普普通通的农家没有什么两样。如果取下门前的标示，如果你不认识屋里的主人，你会冲着慈祥憨厚的总司令说，老哥，借我一碗水喝吧；你会冲着左权夫妇说，行行好，给俺孩子半块红薯吃吧，俺是逃荒路过。

  这样的故事不是我杜撰，70年前就真的发生过。现在，面对眼前这炕铺，这座椅，这脸盆，连同那院中叶茂枝繁的梨树也不甘寂寞，像是日日夜夜诉说着什么。

  就是在这所四合院里，彭总指挥了百团大战，就是在这间屋子里，左权与革命伴侣刘志兰度过了幸福的短暂时光。这间上房窑洞，留宿过路经此地的刘少奇，那间配房，和住过赶来汇报工作的刘邓。

  游客们在院子里穿梭般走动，从北屋到南屋，从东屋到西屋，他们拍照，留念，合影，他们交头接耳，唏嘘感叹。心里升腾起感激的河流，眼睛里闪烁着仰慕的光芒。

  忻州日报韩少伟总编的拉杆箱里，除了照相机，好像还有烧饼；安阳的常江敏，后备厢里塞满了土豆，邯郸的王亚飞又相中了路边的炒荞麦，好像这里的五谷杂粮就格外富有营养；河北大学的乔云霞教授，是怀揣着《抗战新闻的历史研究》和救心丸前来参观访问的。湖北青年学者邓涛，虽然与太行山没有地缘，却有血脉，他此行的贡献是《钩沉抗战时期的太行山报刊》。

  在砖壁村，我采访了一个77岁的五保户老人。他两岁时，放羊的父亲被日本兵用刺刀挑死。母亲改嫁，他跟着姑姑长大。他叫李书珍，一辈子单身。他讲自己的血泪家事时，慢条斯理，没有悲伤，而且脸上挂着笑，岁月把他的泪泉耗干了，记忆长出茧子了。但是我观察李书珍的笑，怎么那么可怕，他在不断释放着怒火，又在不断收敛着宽恕。

  因为左权将军的住室容不下那么多人同时进出，我要求女讲解员当院再唱一遍左权将军的民歌，她欣然同意。而后一字一板，抑扬顿挫地唱了起来，听得人们凄然泪下。由于对方言的陌生，我只听清几句，其中有“狼吃的日本兵”“同胞们报仇恨。”

  晚上，我们就近在砖壁村农家乐吃住。我住在立志巷李同书家，看得出，李同书是殷实人家，宽敞明亮的四合院，中间隔了一道花墙，上院铺了地砖，东屋摆着三张餐桌。厨房在下院，厨房与餐厅相通，厨房里一应俱全，有高压锅，有蒸笼，有汾酒杜康牛栏山，有燕京啤酒，百家老根；下院里用铁丝网着乌鸡，鸡窝里卧着刚下的蛋。小花猫在梨树下眯缝着睡眼，梨树的杈枝上挂着秋千；南墙根停放着大人的摩托车和小孩的脚踏大宝娃。

  在我住的北上房里，放着主人与省委书记的合影，他告诉我，3年前，他是村支书，当了20多年的村干部，他指着炕头的电视说，那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文明办赠送的，村里150户人家每户一台，又指着屋顶的“大锅盖”说，几年前山西省广播电视就实现了村村通。村民人均1吨取暖煤，连续五年都是政府白给白送。

  李同书的小儿子在北京打工，西屋就是小两口的婚房，透过窗玻璃望去，婚房里有电脑、液晶电视。两个新人的婚纱照，几乎占据了半面墙。

  李同书的妻子可谓是个勤快人，天不明她就在院里打扫卫生，用淘米水浇灌窗台上的仙人掌，玻璃翠，我就是被她的竹扫帚给划拉起来的。

  起床后，我就沿着街道走，从立志巷转到后勤巷。我发现，砖壁村的标语也格外醒目：打跑敌人的抢粮队，早晨7点捉懒汉。我发现，砖壁人家几乎都不关街门，就拿农家乐最上规模的李效青家来说，院里码着啤酒，堆着西瓜，甚至还摆着根雕，竟然没有街门，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情景我算是在这里看到了。

  确切地说，我在武乡没有待够三日，第三天晚上，我住在返程途中129师所在地涉县。也是农家乐，店名叫忠厚人家，三层楼，有53个单间，可同时接待百人会议。那一夜我辗转反侧，思前想后，朦胧中刚刚睡下，又被一阵劈柴火的刀斧声和叫卖豆腐的吆喝声吵醒，接下来又是一阵“桂林586，加427，加135……”我知道这是店老板在盘点昨日的收成。我知道此刻太行山的早晨还没有到来，老区人民脱贫了，今非昔比了，鸟枪换炮了！尤其是红色旅游，正如火如荼。

  在返程的一路上，我看到散淡的牛羊，舒展的花草，蓬勃向阳的葵花，五颜六色的庄稼。生活本来就应该是这样平和美丽、甜蜜安详的，然而70年前，野狼闯进我们的家园，恶狗蹂躏我们的先人，人们只能空有梦想，即使是梦，也要被打碎。

  在返程的一路上，我脑海里浮现出八路军客栈的小米饭、南瓜汤，浮现出丰州镇9个村600名农民演绎的大型实景剧《太行山上》，浮现出王家峪沟地里那口八路军挖掘的吃水井和总司令亲手栽植的红星杨……

  遗憾的是，那口甜水井不再汩汩冒水了，那棵拔地参天的大杨树仅仅活了70多年！我纳闷，难道杨树的生命周期就是那么仓促短暂？我纳闷，为什么掰断红星杨的枝条里，断面总是有一颗红五角星呢？当全国绿委会和知名古树专家抢救这棵红星杨时，是否也对我们的环境生态发出过呼吁？

  思绪伴着朝阳升高，泪水伴着车轮打转。为了让我们更果断地向历史的悲剧挥手诀别，更信心百倍地去创造未来的幸福，同志们，请到武乡来吧，回顾和瞻仰一下过往的峥嵘岁月，不是没有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