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川省眉山市城区发生的一起车祸中，朱素芬伤情严重，躺在医院重症监护室里，靠插呼吸管维持生命。朱素芬儿子前来探视时，趁机拔掉她身上的呼吸管，并阻止医护人员抢救，想以此提前结束母亲的生命。朱素芬不久离世，目前包括她的两个子女在内的多名家属因涉嫌故意杀人罪，已被警方采取强制措施。（据《成都商报》）

  该事件消息一出，招来了一片谴责之声，舆论的矛头直指朱素芬的儿子和我国的社保体制。激动的网友主要吐槽两点：如果儿子不孝顺，还不如养一条狗；医院重症监护室的医疗费是普通家庭“难以承受之重”，国家的养老、医保等社会保障制度亟待完善。

  对此，我们可以大致概括为前者是“法情之争”，后者是“制度之殇”。《宪法》规定公民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公民有权选择生存的方式，在特定条件下也有权选择死亡的方式。患者自杀不会影响别人，但如果本人想结束生命，医护人员及家属协助满足其请求，在《刑法》中是“帮助自杀”行为，涉嫌故意杀人罪。

  从小听着“埋儿奉母”“卖身葬父”等二十四孝故事长大的中国人，对朱素芬儿子的行为是无法容忍的。在他们看来，朱素芬儿子站在了法理与伦理的对立面。笔者认为，法理是绝对的，但伦理是相对的，在“两理”之外还有情理这个参考维度。朱素芬的儿子说，医院救活母亲希望不大，且一直催他们缴钱，他们确实没有办法了。重症监护室医护人员刘某也很同情朱素芬的儿子，说：“他母亲脑部伤得特别重，昏迷不醒，花费比较大。他又要筹钱，又要护理母亲，也很恼火。”朱素芬儿子是做小本生意的，且家有外债，即使继续花钱在医院抢救，母亲活过来的希望也很渺茫。他一方面可能要面对“人财两空”的境地，另一方面也不愿母亲在病床上经受“过度医疗”的折磨。选择拔管对这个家庭来说，也许是理智和人道的解决方式。在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赵功民表示，有关部门的测评显示，当前赞成安乐死民众的比率很高，上海、北京的赞成者甚至达73%和85%。可见，在法理与伦理之外，善解人意的公众还是能理解“儿子拔管”的无奈。

  而“制度之殇”只是反映出该事件诱发了群体心态，部分网友将生活中遇到的由体制性“病灶”造成的个体负面情绪发泄了出来。现在，很多人遇事都把原因归咎于制度，看似问题找得深，实则避重就轻、避实就虚，既不符合常理逻辑，又容易遮蔽问题实质。借“儿子拔管”事件诟病现有社保体制无益于解决实际问题，毕竟顶层设计无法一蹴而就。

  对“儿子拔管”事件，局外人不应过度解读，更不该带着“道德洁癖”评论长短。媒体、公众可以持续关注该事件，但要怀着一颗安静和宽容的心，为身处不幸的当事人创造一个宽松的舆论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