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根本没有想成为作家。但很多人叫我作家，这成了我的标签，一辈子不可能撕掉了。

  我小时候的梦想是成为一个裁缝，或者一个放电影的人，再不行就去当一个图书管理员，但都没实现。可这些念头从来没有消失过，我从小对好看的衣服极为敏感，那些被人们所讥笑和不耻的女人，因为漂亮和风情让我暗自倾慕。那一块美丽的花布在裁缝手里变成一件漂亮衣服时，我的眼睛散发着炽热的光芒——裁缝踩着缝纫机的样子太性感了，那嗒嗒的声音胜似任何花开的声音。那时我立志成为一名裁缝。这件事情离作家极远。后来我认识了服装设计师张书林，她在798和丽江都有店铺，并且收集了成千上万吨老绣片、云锦、旧旗袍。这个自称裁缝的人，没事的时候喜欢去坟地里转转。这个习惯让我眼前一亮。小时候我便不合群，喜欢与男生打架，母亲买的红袄不讨我喜欢，便自己去换成绿色的。为买到一块好看的花布做裙子，我转遍了霸州城所有的商店，包括那些角落中的小卖部。长大后我有两件东西最多：一是书，二是衣服。很多衣服是我自己设计的，难免夸张、奇特。偶尔想起裁缝梦，怅怅然。

  我小时候霸州电影院两毛钱一张票。仍然嫌贵，常常混进去偷看电影。又常常被打着手电筒的查票员撵出来，懊丧极了。那时老电影院里种了几棵泡桐树，每至春天，便开粉色的花儿，招摇死了，那时便忌妒那些放电影的人，竟然可以天天看电影，岂不是神仙？所以一心一意想当放电影的。即便让我扛着设备去村里放也好，周围都是人，一个人在那儿放胶片，多帅。这想法让我兴奋了很久。

  那时，小城的文化馆是最雅致的地方。细长的小院，院中有两棵极粗的合欢树，东侧屋内有唱戏的人，评剧或者梆子，两边的屋子有几十种订阅的杂志《人民文学》《十月》《中篇小说选刊》，那时有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女在阅览室看这些杂志，那阅读台是紫色的，有些坡度，放上杂志刚刚好，窗外的合欢花开得正好，那个少女正读张承志的《黑骏马》，她几度哽咽，热泪盈眶，怕人看见，便偷偷用袄袖拭去泪水。那个少女便是我。

  而戏曲的种子也就此萌芽，我第一段戏是偷着学来的评剧《花为媒》中的报花名。

  文化馆还有一个狭窄的后院，穿过月亮门便是。在上世纪80年代，那样的小院让人极富想象，我曾偶尔推开一扇门看到过一幕——书桌上摊着散乱的手稿，是那种300字的稿纸，上面写着《长久的天空长久的雨》，落款是阎伯群。后来有人告诉我：这是个作家，就在文化馆写小说，不用上班。我羡慕极了，作家。写小说。更关键的是：不用上班。而且可以每天听戏、看书、闻花香。多年后他不再写作，开了许多家彩票站，生意红火。这一切，皆是天意吧！

  我第一次萌生当作家不错的念头。这比当裁缝和放电影的看起来更无所事事。

  那时我上初二，学习很烂。我们班有好几个女孩子是农村来的，还有保定游泳学校来的，她们带我去北杨庄偷花——芍药、月季、茉莉，我们把自行车骑得飞快，风追着我们跑，我的旧白衬衣上有泥土，在灯泡厂上班的母亲很少打扮我，我所有的审美来自于文化馆那些书和杂志。那天偷花回来，我坐在教室中突然特别难过，我觉得不能再这样混下去了，我找到班主任，以很肯定的口气告诉他我要转学。他是个50多岁的瘦高老头，教数学。他慈祥地问我：你为什么要转学呢？那年我13岁，极为坚定地说：我要从头再来。

  我从霸县二中转到镇一中。就是从一个一流中学转到一个二流中学。我至今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作出了这样一个决定，多年后，我曾和我的学生H说起过。H说，这就是命。

  转学后最大的变化是，整个初中阶段，我再也没考过第二名。直到中考，我都是学校里的第一名。

  因为是二流中学，我们班上只有两个人考上了霸州一中。一个是我，另一个是现在当了山西某市中医院院长的郝文华。

  直到我考上霸州一中，父母才知道我转了学——我从小便是个有主意的人。

  上了高中，我的文学梦被张爱玲、三毛激发，大量的阅读让我的眼睛近视了。学习自然沦为中等。亦不着急，每日路过霸州一中的那些粗壮的合欢树，便慨叹时光之慢，日记本写了很厚，大段的摘抄，无边的暗恋——在年轻时总会莫名其妙地喜欢一个人，写下一些无以名状的忧伤。在2013年10月，我去了柬埔寨吴哥窟，将少年时的秘密全放在了吴哥窟的洞里，在佛前，拈花微笑。

  在高三尝试写一些东西，为赋新词强说愁。小城书店里有席慕容的《七里香》和《无怨的青春》，买来了一字字背下来，又开始读卡尔维诺和哲学书，整个人看起来非常文艺范儿——我那时喜欢穿白长裙、白球鞋，因为家境好，已经骑一辆日本产的红色自行车招摇，因为个子高，篮球队几次招我去打篮球，自然是不去。上高中时真乃春风得意，同学忆起我，总说我那时目中无人。其实我自卑，我个子高，总坐最后一排，又无心听课，书本上画满小人儿……上课偷看《红与黑》被老师逮着，遭没收。下次换了《复活》。

  偷偷写了文章寄往南京《春笋报》和江苏《少年文艺》，还编了个笔名。寄了也就忘了——少年时光是蔷薇盛开，哪里惦记随性而做的事情？

  我更不会与人提及投稿事宜。如若不发表，岂不让人耻笑？而且又不免让老师叫去训话。

  那日是4月5日。正是清明节。春意阑珊。我与同学穿了薄衫去上晚自习。过传达室看到几十封信排列放着，这并不奇怪。那个年代没有手机、电话，人们大多写信，邮票也才8分钱。奇怪的是这些信全写着一个人的名字：沙小舟。我猜想沙小舟必是一个美才女，惹得男同学写情书。于是又和同学往教室方向走，走到一半，忽然尖叫一声往传达室跑，我听见风在耳际掠过——沙小舟，那是我给自己起的第一个笔名啊！

  我把那些信抱在怀里，像疯子一样跳着、跑着，心脏咚咚地剧烈地跳，学校的丁香开得要炸裂了，我高兴得流出眼泪来，拉了同学去学校后面的操场走，走了整整一夜。

  以后再也没有高兴成那样了。

  那篇处女作发表在南京的《春笋报》上，编辑是一个叫孟秋的人。我不知孟秋是男是女，但孟秋这两个字地老天荒一样刻在心里。

  2013年3月11日，我在中国药科大学有讲座，那天，我第一次见到了孟秋——我人生的第一个编辑。

  我是通过微博找到孟秋的。看到他的微博，我便问他是不是当年《春笋报》那个孟秋？他说是。我以为的万水千山却弹指间刺破。我提起当年，他不记得雪小禅，我说是沙小舟，他说那自然记得。我与孟秋先生并未有多少长吁短叹的感慨，20年过去了，萍水相逢的人又萍水相逢。那天他坐在中国药科大学千人礼堂第一排当嘉宾，我在台上讲到十七八岁这一段，只觉心头哽住什么，马上又笑如春花了。

  处女作发表后是铺天盖地的读者来信。可以拿麻袋装。我自然成了学校名人，不免得意，也就非常影响学习，落榜是自然的。暑假一个人骑了自行车去秦皇岛，骑了好几天，也是第一次看到大海，把泪水埋在海水里，第二年复读终于考上，学了财税，不感兴趣，只为有个饭碗，时年在省会石家庄，坐14路公交车闲逛市里，买原版磁带，逛新华书店，依然是地道的文学女青年，并不把写作当刻骨铭心的事。

  毕业后分至单位是闲差，与H写信聊川端康成和佛里达。每日在饭桌上写信，那些信谈到不能再谈，现在看来仍然不失韵味，H仍然在南孟教书，目光依然如少年炯炯，50岁的人仿佛没有年龄。我每次回去都要与他吃饭、喝酒、闲聊，有时坐在广场上看孔明灯，有时骑自行车去大广高速，他依然当我是兄弟姐妹般，而我十年如一日还喊他的名字。

  忽然看网上田晓菲在哈佛，心里受了震动。直扑到电脑前开始写作了，这一写就是10年，从此用了雪小禅的名字，也就渐渐被人熟知。2010年得了干眼症，看电脑太多落了眼疾，又拾起笔来，仍然一字字写下去，到老了亦要学孙犁，写得不好了就一个字不写了，玩。

  从十七八写到现在，已出书50本，只能称拙作。越往前看越不满意。很多作品不耐看。白纸黑字毁不掉。文字赋予我的是蒙汗药，中间也几度割舍，复又拾起，因为终难割舍。

  我总以为可以没有写作。殊不知写作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是一种生活方式。它是我另一个自己、另一种叙述、另一种表达。失去写作我可以活得很好，但肯定少了味道和气质。这还不是顶要命的，在最关键的时候，写作搭救过我遇险的心。在最彷徨、最寂寥最孤独无助时，写作不仅是救命稻草，更像亲人，不离不弃地陪伴着我，只要我要它，它永远要我。它不嫌我老、丑、脾气坏，不嫌我是处女座、个性倔强，不嫌我不会打理人情世故，它老实地在那里又温顺又体贴，又敦厚又仁慈，它是我永远的亲人，我们将终生在一起，一直到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