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末年关，是农民工讨薪的高发期。近日在安徽合肥，九名农民工爬上楼顶讨薪，以跳楼相威胁，并拒不服从民警处置指令，最终被分别处以5日、7日不等的行政拘留处罚。这种“极端讨薪”的案例让人不免唏嘘，为何维权之路如此难走，非要以命相胁？它也让人深思，这种情况该如何避免？

  是没有部门管吗？非也。为帮农民工讨薪，全国各地工会大都设立“农民工维权中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有“劳动监察大队”，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有“清欠办”。是没有规章制度吗？非也。早在2011年，“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就已写入刑法，建筑工程禁止层层转包、必须签订劳动合同、按月发放农民工工资等措施早已有之。

  那“极端讨薪”为何还是无法杜绝？仔细想来，主要在于清欠的“天罗地网”偏重于事后查处，事前预防监管不力。有关部门与其年关和欠薪单位“算总账”，不如把劲儿用在日常监管上。如果月月按时足额支付工资，又岂会出现年底讨薪？如果工程不层层转包，又岂会出现“大包”“二包”“三包”面对讨薪工人的推诿扯皮？

  值得注意的是，经济下行压力中，一些资产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弱的民营企业成为新的欠薪风险源，相关部门更应做到“阵地前移”，防控风险。

  “极端讨薪”固有违法之嫌，要依法处置，但决不能止于此。相关部门唯有建章立制，加强事前监管，切实把各项规章落到实处，抓细、抓小、抓实，这样才能防止悲剧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