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按照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的要求，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扩大有效需求，打通供需通道，消化库存，稳定房地产市场；要落实户籍制度改革方案，允许农业转移人口等非户籍人口在就业地落户，使他们形成在就业地买房或长期租房的预期和需求。

  农民工是个庞大的群体，其中有诸如流水线工人等收入较低的部分，也有从事承包工程、做生意等收入较高的部分。客观地讲，在地市级及其以下城市，新生代农民工占购房者的相当比例。这是因为他们对城市的认同感已经很高，有的已经淡漠了再回农村的想法，思想意识和生活习惯基本与城市居民相融了，考虑到就医以及子女入学等因素，他们一旦有了经济实力，便首选在城市买房。对于目前尚没有购房实力的农民工而言，大都希望将来能够在城市安家落户。所以，中央的此项政策可谓因势利导，将来如果能够在信贷、税收和权利保障等方面加大配套政策支持力度，无疑会释放出大量的新增购房需求。统计数据也证实了这一点，2014年以来，累计已经有超过50个城市发布不同力度的农民工购房补贴政策，其中主要为三四线城市，对促进交易量起到明显作用。

  调查表明，农民工是否愿意在城市买房，和他们对在城市安家落户的稳定预期有关。换言之，“去库存”的核心或者前提不仅仅是让农民工在城市买房，还包括在农民工进城之后，通过农民工市民化措施，把就业、入学、社会保障等制度固定下来。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是农民工向市民角色转型的问题，关系到亿万农民工的意愿和我国现代化建设，是一个复杂的、长期的社会性工程。

  很多农民工在城市买房居住之后，并不愿意把农村的户口迁到城市，这是因为当前城市户口对改变农民工的经济地位已经没有多少实质意义，如果农民工全家户口迁入市区，其家庭承包的土地则要由村民小组收回。很多农民工视回家种地为最后退路，土地给农民工带来的不仅是经济上的利益，还有心理上的安全感。因此，一部分在城市安居的农民工仍然兼营农业，宅基地无疑也继续保留着。甚至于当他们经济宽裕时，会把农村的住房翻新，以便将来回农村有个落脚的地方。

  有的地方为了卖房子，无视城市化的自身规律，单纯以产业化的思路和亲资本的倾向来化解产能过剩，出台措施不准农民在自家宅基地上盖房子。由此，急着结婚但没有经济实力的农村青年，只好四处借钱在县城买房子。可是，物有本末，城市的发展壮大，绝非仅靠城市的高楼大厦甚至政府的强制性政策，而是人们因城市在资源配置上的高效率和保障民生上的温情而来。城市发展有其自身特有的运行规律，遵循了规律，就能把握城市发展的正确方向；违背了规律，就要受到惩罚。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最终要靠发展方式的转变，必须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城市的成熟是不断锻造内在的过程，其建设和管理要寻求民本、生态、文明融合效应的最大化，既用大思维、大规划谋篇布局，又以问题和精细化管理为导向关切，只有这样，才能让包括农民工群体在内的全体市民对城市产生获得感和幸福感。

  数据显示，“去库存”是摆在眼前的事，而农民工市民化将会是一个渐进过程。当前，我们必须在产能过剩和内需不足的大局下发展城市化，因此，出台政策鼓励有在城市安居意愿的农民工买房，无疑正当其时。但是，确定城市化目标时，必须实事求是、统筹全局，不能靠行政命令单纯追求城市人口的数量。如补贴政策要适度，不能过度鼓励支付能力较弱的农民工购房，否则可能出现还贷困难、不良贷款率上升等现象。同时，应该通过这次房地产市场出现的波动，认清市场作用，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不能再通过土地出让金以双重利益动机推动房地产发展，其在房地产市场的利益闸门也应彻底关闭，今后要强调走规模适度、质量优先的城市发展道路。总之，对于房地产“去库存”问题以及中央关于加快农民工市民化的部署，在贯彻上必须坚持城市化的思维方式，把注意力放在立法、编制规划、建设基础设施、为进城的农民工提供相应的配套政策和公共服务等方面。如果不谈城市化，一再夸夸其谈房地产，那么无疑是违反规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