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夜，音乐又轻轻叩响了我耳膜的大门。这已是数次聆听西方古典音乐来度过夜晚的一次。我让自己的倾听完全包围了这个夜晚。与以往不同的是，我有意把自己这个夜晚解放，从众多的安排与任务中，把它完全交给了音乐。没有任何的附加条件。除了耳朵倾听，我也把这个夜晚交给了阅读。一整个夜晚用来阅读，《经典音乐故事》。这与我平常生活中那些被切割成碎片般的阅读截然不同，时间在这里被还原了它的完整性，夜晚也被我还原成了从前的夜晚。

  这个从前并没有像传说故事里的“从前有座山”那样遥远的距离感。这里的从前离我并不遥远。两三年前，我可以将每一个夜晚的时间完全用来阅读。对于一个上班族来说，这是最为宁静、最为美好的时光了。吃完晚饭，从七八点钟，我可以一直阅读到深夜十二点钟，当然，更经常的是凌晨一、两点钟。那时，一个晚上阅读一本书也是常见的事。还有些时候，是两三个晚上阅读一本书。这样大段大段的时间保证了我阅读的连续性。那时候，正是心中重新燃起求知欲望的时期。对哲学、心理学、政治学、历史学、文学、社会学著作的阅读为我的精神世界筑起了一个与现实生活隔绝甚至可以俯视的堡垒。这些时光，如同一大片的柔软草地，为我的精神提供了美妙的散步或躺卧的空间。阅读所营造的空间，无限制地扩大着我思索的空间。我的思想被这种阅读一次次地改变，几乎每一个夜晚都会有新的变化。这种变化对我来说是一种收获。在20岁的尾巴上，我的思想已被这个复杂而多变的世界颠覆过多次。而这样用大段时间的阅读所带来的思考，让我将它们一遍遍地梳理，并找到所有变化之中永恒不变的东西。那些阅读所指向的目标有两个，一个是自我，即对真正自我的寻找；另一个是社会，即对社会的深入理解。这样的阅读至少断断续续持续了两三年，集中的阅读大概维持了一年。正是这无数个夜晚的阅读所累积起的厚度，让被社会和外在世界改变的我，重又被改变了，变成了另一个新的我——与更早之前相似，却又有所不同。

  这样的阅读经验告诉我，与外在世界保持的距离决定了我的思维所能走的远近。在这里，外在世界所象征的也许是我所无法完全掌控的世俗生活。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不同的，我这里所指的世俗，主要就是指那些外在规范或特定规矩，人情世故或人际关系。与世俗词源关系较为亲近的大众，在当下中国的语境内，所追求的最大的目标，就是趋同。比大众这个词汇小一级别的集体，更能够显示出这种追求雷同的趋势。在集体这个词汇上衍生出来的集体主义即表明了二者的亲缘关系。这种集体主义下的雷同，表面上看是对个体性的扼杀，其实更是对思想的扼杀。因为真正的思想是以个体为立足点，同时也是为出发点的。也许它最终的归宿是整个人类，但没有以个体为基础的人类的共同体，是没有活力的。个性与思想其实互为表里。我上面所说的世俗生活代表的就是以集体为背景的生活，而阅读、思考甚至创作，是以个体为背景的。两者的距离，即是集体思维与个体思维的距离。个体只有能够摆脱集体思维的控制，才能够诞生真正属于自己的思想。

  那许多个夜晚，我通过阅读保证了我的个体与集体的距离，保证了自我的存在和不断完善。但内心里与集体主义的反目造成了我对阅读的完全投靠。其实，阅读只是寻找自我和创造自我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中也暗藏了许多陷阱。陷阱之一就是盲信。那许多个夜晚，我的大脑在阅读中数次回旋过“朝闻道，夕可死”的想法。阅读所能提供给我的另一个世界，让与现实世界关系紧张的我，丧失了自己应该保持的理性的警惕。这些阅读中，哲学家，心理学家弗洛姆给我的这种感觉最为强烈，影响也最大。他对于人的终极价值在于“创造”的学说，让我像在茫茫大海中找到了一个土地宽广肥沃的小岛。或者说，在被河水淹没时找到了一根救命的稻草。在对他的阅读中，我甚至忘记了刚阅读过的哲学家罗素的一句话：“不要为了信仰而牺牲，因为这信仰有可能是假的。”对于弗洛姆创造价值观的盲信，使我把他的许多其他观点也全盘接受。而后来，依照他的学说行事的我，在现实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这种困境的煎熬，几乎让我把对他的学说的信仰熬到了崩溃。于是我在一种毁灭的错觉中又一次投靠了现实，投靠了集体主义价值观。这可以说是我人生观念的又一次颠覆。

  投靠现实的结局是，我与它的距离变得微小。这距离可以用时间来阐释。例如阅读和思考时间的短暂。我后来的阅读很大程度上都可以说是碎片式的。它被时间一寸寸分割。一个完整夜晚的阅读对于我来说，已经显得昂贵而奢侈。有时候，一本书我读一个月都读不完。在公交车上，上班的间隙，夜晚的零头，都留下了我阅读的影子。是时间割裂了我的阅读和思考，而割裂这些时间的，是日常生活的各种事件。我对于日常生活投靠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任凭各种事件充满我的生活。就像一个臣子无法拒绝皇帝的种种要求与命令。当然，在生活这个外在皇帝的背后，是一个隐形的皇帝：我的欲望。欲望如今已经成为这个消费时代和商业社会的真正皇帝。消费的来源和归属都是欲望。对于欲望的满足程度构成了消费时代的各种标准。欲望的最大化会造成消费的最高化，而消费的最高化，正是商业时代里，各种商业机构所最希望的。各种消费满足了他们的欲望，而他们又用自己的消费来满足别人的愿望。消费几乎成了社会的“同谋”。在这种同谋之中，刺激欲望是最好的刺激消费的手段。欲望在不断刺激中膨胀，而思想在欲望的膨胀中，成了牺牲品。

  不幸，我也没有幸免于难。我对于生活中各种事件的接纳也许有一个深层的动机，就是对名利的渴望。名利往往是欲望的终极目标。在对名利的追逐中，我离真正的思想越来越远。也许这种思想轨迹是许多现代人的缩影，甚至也是一些知识分子的缩影。这个社会和媒体不断生产出来的新闻中，充满了这样的报道。

  好在，我并没有丢失记忆，而完全成为现实的俘虏。是记忆将我引领到从前的岁月，引领到思想存在的广阔平原和草地上。记忆也将我引领到阅读。由阅读而引发的思考，将我引领到了对终极价值的追问。此时，再想起将创造定义为终极价值的弗洛姆，我觉得我是因噎废食了。同时，对于怎么不被噎着，我也有了一定的经验。对于他人的阅读和学习，最终的目的都是要将之变成我自己的思想。而文学创作，是我践行和表达这一思想的最好方式。

  重新拿起书本，把一段长长的时间用理性之刃划开，交付思考，我觉得我又回到了那一条无比亲切而又永无止境的路上。

  思想在路上，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真正存在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