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璞，著名哲学家冯友兰次女，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2005年以长篇小说《东藏记》，荣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近读她所著《云在青天水在瓶》一书，一桩往事浮现在脑际；因为该书是写她的父亲冯友兰的，读之令我对冯友兰先生更加仰望与敬重。

  那是1981年春天，我因公去北京出差。临行前，河南省作家协会刘云灿先生来找我，托我给宗璞带一包新郑大枣。云灿原在中国作家协会工作，1957年蒙冤，平反后回到家乡，安排在河南省作家协会工作。宗璞在北京的工作单位，不知是云灿没交代清楚，还是我记忆有误，认为宗璞是他在中国作协工作时的同事。于是，到北京安顿好后，我就到东四沙滩原中国作协所在地找宗璞。不料到那里后，作协却没有宗璞其人，当然没人知道她的具体住址。我掂着装有枣的提包，站在院子里犯愁，去哪儿找宗璞呢？就在那当儿，我突然想到了冯友兰，宗璞是冯友兰的女儿，如能见到冯友兰，自然就会知道她在哪儿了。

  我曾听过冯友兰一次讲座。在我读大三的时候，一天上午，系里突然通知我去学校一个小阶梯教室听课，说是冯友兰教授来讲学。我和几个同学去了，刚刚坐下，时任郑州大学副校长兼中文系主任龚依群教授陪冯友兰走了进来，简短介绍后，冯先生开讲。讲的什么，今天已记不起来了，但留下的印象很深，一是他那飘飘然的胡须，二是那副度数明显有点高的近视眼镜。讲课时他没拿讲稿，也没见有提纲，然而却侃侃而谈，风度翩翩，一派大家风范。我想，为找宗璞，如能再次见到冯友兰，对我无疑是件幸事。

  我去了北京大学。几经问询，得知冯友兰住在北大燕南园57号。燕南园被称为北大的“精神圣地”，曾流行这样一种说法：知名学者不一定住燕南园，住燕南园一定是知名学者。此话不谬。历史学家翦伯赞，物理学家周培源，经济和社会学家马寅初、陈岱孙，哲学家冯友兰、汤用彤，语言学家王力，美学理论家朱光潜，社会学家吴文藻和冰心夫妇，以及雷洁琼夫妇等，都曾在燕南园居住，有的甚至在那里终其一生。

  走进燕南园57号，院门左侧有三间平房，里面像图书馆那样摆满书柜，那是冯友兰的藏书室。见我进来，一位上了点年纪的男子问我找谁？他一口的河南话，听了很亲切。我说明来意，当然说的也是河南话。他笑了，说：啊，河南老乡。简短对话，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他说他跟冯先生多年了，接着又说冯先生很忙。“今天宗璞不在家，蔡先生在家。”蔡先生是冯友兰的外子亦是宗璞的先生，北京一所大学的教授。那位老乡遂把蔡教授叫过来。他非常客气，我把枣交给他，并代云灿向宗璞问好，之后就离开了冯家那个幽静的院落。

  燕南园是幽静的，但居住在那里的大师们的心境未必平静。尤其是冯友兰，他倾毕生心血教学与研究的是唯心主义哲学，因种种原因，难免遭遇风风雨雨。据宗璞在书中披露，很有一些年头，冯友兰都在写检讨，进行自我“改造”。当“文革”风暴袭来时，他还是受到猛烈冲击，接受批斗，甚至被囚禁。他还被勒令每天扛着大扫帚，在北大未名湖一带扫地。人都有尊严，像冯友兰这样的大家名流，自尊心可能更强，因而他外出扫地时，总带一个大口罩，看见熟人，远远地就把头低下来……冯友兰在羞辱和磨难中挣扎与苦熬着。后来，毛泽东主席说了一句“研究唯心主义还得请教冯友兰”的话。这句话很快传到了北大，冯友兰恢复了自由，得到了“解放”。

  燕南园57号院里有三棵松树，我见了，高大葱翠，故而冯友兰把斋号自命为“三松堂”，并亲写“三松堂”匾额以明志。

  冯友兰从小聪慧过人，加之刻苦努力，对我国古典文学、哲学、历史都有很深的造诣。他读书从不摘录卡片，也不写读书笔记，全凭脑子记。他说摘录卡片等于抄书，书上已有，不必再抄；记的笔记用时已时过境迁，想法有了变化，就用不上了。

  冯友兰获取知识如饥似渴，甚至达到“痴”的程度。1919年他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每天逼迫自己写一篇英文作文，如做不到，就觉得自己可恨。学成后，他放弃美国高薪聘用，毅然回国，任教清华大学，原来说话有点口吃，而用英语授课则流利畅达。

  冯友兰始终把教学和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早在上世纪30年代，他就出版了两卷本《中国哲学史》，被学界称为是中国哲学史学科奠基之作，遂译为英、法、日、意大利等多种文字，至今仍是国外高校讲授中国哲学史的范本。抗日战争时期，他又出版了贞元六书，即《新理学》《新世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这部书系纵贯中外，融汇古今，从我国孔子、孟子、朱熹等，到欧洲的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等，他都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将研究成果集纳于书中。在教学实践中，他还陆续出版了《哲学史史料学》《中国哲学小史》《中国哲学史历史学》，以及用英文撰写的《中国哲学简史》，同时还发表了大量哲学史论文。这些论著，只要有其中一种，便可在学界立身，称为著名学者，而冯友兰奉献给社会的却是系列性的瑰丽华章……

  他被“解放”了，其现实意义是从失落自我到回归自我。知识的沉淀，新角度的思辨，他决定写《中国哲学史新编》。但这时的冯友兰已八五高龄，而且视力极弱，用宗璞的话说是“准盲人”，要完成这项浩大工程，困难是不言而喻的。而有利条件是，他脑子里有个知识海洋，头脑还十分清晰。严谨的治学态度，坚韧不拔的精神境界，使得《中国哲学史新编》工程按他的计划动工了。鉴于冯友兰的身体状况，他亲自动笔去写显然不现实，于是由他口述，助手和研究生记录整理，然后念给他听，他再字斟句酌，直至满意为止。在这个过程中，他曾几次因病住院。欣慰的是，苍天有眼，总让他病情稳定而出院，继续他的“口述”，后两卷竟是在轮椅上完成的。稿子定稿发排，再将样稿念给他听，由他最后审定。天意人间，历时10年，当冯友兰“九五之尊”高龄时，200多万字的七卷本《中国哲学史新编》终于问世，成为中外学术史上一个罕见的奇迹，从而也树起一座高大的丰碑。

  宗璞写父亲的书取名《云在青天水在瓶》，这是唐代李翱诗中的一句，原诗为：“炼得身形似鹤形，千株松下两函经。我来问道无余说，云在青天水在瓶。”上世纪40年代起，常有友人向冯友兰求字，他多写此诗以赠。宗璞说，只有佛、道、禅的对“云在青天水在瓶”看得破，才能在严酷的环境中活下去。这可以说是冯友兰的真实写照。

  冯友兰1895年12月4日出生于河南唐河，1990年11月26日在北京辞世。他的墓碑是一块大石头，碑阴古篆为“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高度概括了冯友兰的道德文章。

  《诗经·小雅·车辖》有“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句，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引以赞美孔子，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我仰望冯友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