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榴，我对它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说是偏爱也不过分，但很少吃它。可是，凡逢中秋，我访友探亲用礼，除了月饼必有石榴。

  记忆里，我是在石榴树的树荫下长大的。我住的地方叫天津胡同。它在我生活的城市里非常有名。它之所以有名，大概与小胡同和大都市的名字连在一起有关。后来听说，新中国成立前这里住的都是银行和铁路部门的高级职员，大都是从天津来的。他们有钱也讲究，连胡同里扫地时洒的水都是用香水调制的。现在想想，那香，大概是香皂（那时叫胰子）的味道。胡同里共有13个小院，而我住的小院，是这13个里最敞亮、最漂亮的一个。坐落在胡同东头路南的第一家，门牌13号。

  这是一个标准的四合院，院子坐南，门开西北，我家住南屋，是当然的主房。是上世纪50年代我伯父砍了老家一大片竹子换了钱买的。房子是三开间，中开门，两个套间的窗户很大，下半是三块大玻璃，上半是木格活扇，可以用支竿撑起做通风换气之用。现在看来，这款式是土得掉渣的玩意儿，但在那时，时尚、阔气得不得了。乡下来人，最稀罕的就是那窗户，甚至要把活扇撑起放下几次好一阵端详才肯歇手。

  最使人惬意的是院里那两棵石榴树，一左一右，正朝着我家窗户，从里往外看，就像两幅画。更神奇的是，那两棵石榴树一雄一雌，左边的开花很小，但结果儿，是雌的；右边的只开花，花儿很大，是雄的。一到春天，两棵石榴树花开满枝杈，红红火火，煞是艳丽。到了夏天，雌树正值落花挂果，一身素绿。雄树倒是憨劲勃发，把那一朵朵花儿绽得跟牡丹花大小一样，将光艳投进我家窗户，把白白的墙壁映上了一抹绯红。但是，花红终有败，到了秋天，雄树的花朵就零落了。雌树满树的石榴此时却一个个从树叶里钻了出来，在阳光沐浴下，慢慢地把嫣红挂上了脸腮。有的石榴皮被籽儿撑破了，就像胖乎乎的小姑娘笑得合不拢嘴儿，还露着碎玉般的牙齿。每逢这时，是院子最欢腾的日子，大人们会不时摘下几个石榴打发嘴馋的我们。当然也是是非最多的日子，张家的小三儿偷了，王家的丫头告了，李家石榴分得小了，赵家的石榴分得大了，简直没完没了。但也怪，院子里大大小小几十口子，倒从没有因此结宿怨，伤和气。

  记忆里，那两棵婆娑的石榴树，是那小院活生生的魂儿。好像一院子的张王李赵，都是为那石榴树而活着。那么开心，那么惬意。

  冬天来时，石榴树脱光了素绿跟嫣红，仅剩下那形似枯槁的树干和枝条，窗外的雪花纷纷扬扬，各家的孩子一个个缩在自己家里。两棵石榴树静静地伫立在院子里，承受着严冬之寒。雪花积少成多，压弯了枝条，但它从不作声。也许，它在默默地怀念旧日的荣耀和尊严。也许，它是坚韧地等待着来年的发达跟繁荣。

  其实，我们一院子的老老少少从没忘记它。每逢春节，我们都要从它身上折些荒枝废杈，在末梢插上一些爆米花，并把爆米花心点红，制作成一束束的梅花，把它插在自制的纸花壁瓶里，以装点春节的清贫和喜庆。这几乎成了我们那小院的一个传统。

  记得郭沫若在他的《芍药及其他·丁东草·石榴》里有字：“石榴有梅树的枝干，有杨柳的叶片，奇崛而不枯瘠，清新而不柔媚。”我想，我不吃它，却对它有着特殊的情感，正由于此。

  是啊，旧年情真归何处，石榴又到腮红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