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年龄大的缘故，最近我总会想起年轻时练琴的往事。

  那是一个秋天的下午，在我再三央求下，父亲终于答应了我学琴。那天，他很不情愿地从衣柜顶上取下琴来，拍打下积在琴盒棉罩上厚厚的灰尘，然后解开小带子，掀开盒盖，从里面取出了那把久违阳光的琴。父亲说，你既然要学，就不能半途而废。父亲调好了弦，从低到高拨着对我说，这四根弦，为GDAE，它们之间是纯五度关系。父亲又给我作演奏示范，怎样持琴，怎样按指，怎样持弓运弓等。从那天起，我就走上了一条无比艰辛的练琴路。

  先空弦，后音阶，再练简单的曲子，我按照父亲教的，一步一步往前走。我在上小学时，就在父亲的影响下，学会了开歌。我还学会了吹笛子，拉二胡，吹口琴，具备了一些基本的音乐素养。学小提琴就要掌握五线谱，可当时没有教材，父亲就用笔在白纸上画了五条线，在上面标上各种音符和调号。一个两个三个升号、一个两个三个降号各是什么调。什么叫低音谱号，什么叫高音谱号，还有各种音符的不同形状。为了让我便于理解，父亲比照着简谱来教。父亲过去买过不少小提琴教程，如《霍曼》《开塞》《马扎斯》等，可在他当右派被劳动教养的那些日子里，教程全都变成了母亲的鞋样，我们手中的纸手枪和家中的糊墙纸了。到了需要的时候，那些宝贵的教程早已荡然无存了。为解决这个问题，父亲把一些曲子翻译成线谱，如《东方红》《洪湖水浪打浪》《北风吹》《黄水谣》让我来练。为了能让我听到更多的小提琴音乐，提高鉴赏能力，父亲用自己卖红薯粉的20多元钱，为我买了一个小收音机。他还从母亲的学校里借来了钢板和蜡纸，帮我刻印五线谱，抄写曲谱。除下琴，父亲还教我声乐。比起小提琴来，父亲更擅长声乐。父亲的绝活是拿着一个生歌，就可以直接把歌词大致唱出来。他教我发音，呼吸，寻找共鸣，教我结合歌词分析歌曲，怎样把高潮唱好，以能够把作曲者寄予在曲子里的情感充分表达出来。

  当时我能受到的唯一熏陶，就是收音机里的音乐。如芭蕾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等。从收音机里传出的那些天籁般的小提琴音色，让我如痴如醉。有一天，我趁着去县城拉化肥的机会，在新华书店里见到了《白毛女》和《红色娘子军》厚厚的总谱，狠狠心买了下来。回到家，在里面找到小提琴的独奏片段，模仿着拉出小喇叭里蜜汁样的音色来。

  父亲说，学习就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还说在太阳东升西落的每一天里，你都要坚持练习，要像春蚕吐丝一样不能中断。因而无论劳动多么紧张和艰苦，我都抓住每一点间隙来练习。队里的上工铃声响了，在出工的最后一分钟里，也要再拉上几下。上工时，肩上扛着农具，我的左手是持琴的姿势，心里想着曲子，手指在农具把儿上击打出心中的音乐来。下雨天是练琴的最好时光。晚上去地里看场，浇地，到外地打工，都要带上琴。寒冬腊月，我把琴拿到储藏羊饲料的屋里去练习。晚上，伴随着外面呼啸的寒风，拉响那些和我的命运相联系的哆来咪，奏出那些令我如痴如醉歌唱般的音色。除夕的晚上，我忘了吃饭，弟弟妹妹们在外面叫得山响也没有惊醒我。如此艰辛练习的动力，全都来自于生活的压迫。那时，我已是一个年轻人了，可现实如铁桶一样禁锢着我。我走不出那个小村，脱离不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那些村干部和贫下中农的后代，有的进了军营，有的进了城市，有的当了村干部和教师，而我只能当一个农民。我要用生命来和现实抗争，实现自己的理想。父亲曾反复跟我和姊妹们讲他年轻时外出求学的故事。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在远离家乡的地方，在衣食无着的极度困顿中，凭着自己的毅力，考上了当地最好的学校，完成了自己的学业。还有就是母亲经常教诲我们的一句话：“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那是在无比艰难而无奈的日子里，我的母亲用生命传递给我们的一种鼓舞力量。另一种精神激励作用，是来自父亲给我的一本书《冼星海传》。在那本书里，讲述了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在巴黎无比艰辛的求学过程：饿倒在马路边的困窘和住在楼顶层的狂风和寒冷，向同学们借钱的尴尬……有了这些感受，他创作了小提琴协奏曲《风》，在巴黎演出大获成功。还有他不屈而高尚的人格，和以艺术为武器来报效祖国服务人民的伟大情怀。我还读过一本苏联作家描写二战的书，书名叫《这事发生在列宁格勒》，书中描写了惨烈的战争场面，被围困在城市中的人们的大饥饿和他们同困难的不屈斗争，还有战火中纯美的爱情。这些书籍，都对我学琴和追求理想产生过巨大的激励作用。

  已不记得从哪儿搞到了一本《霍曼》小提琴教程。从那本被西方人视为小提琴学习的经典性教程里，我学到了小提琴演奏的正规表达方式，领略到了乐曲里那些微妙的指法和弓法安排。开始了与霍曼先生的精致对话。虽然艰涩，虽然隔膜，但那些曲子却是指引我前进的灯塔和进步的阶梯。我还渴望能有一个较父亲造诣更为深厚、更加专业的老师。一次从下乡知青口中，听到了焦作矿务局有个拉琴的人，是全市拉得最好的。我恨不能插上翅膀，马上飞到焦作见到那位大师。在大致了解了他的住处后，在一个初春的早上，我骑着父亲的旧自行车，从孟县（今孟州）出发，把琴捆在后面，顶着料峭的寒风，踏上了寻师拜师的征程。

  还没到焦作，天就下起了雨，我把衣服脱下来，包住了琴。到了焦作，四下打听矿务局家属院。天黑了，我在朦胧路灯下的潇潇雨幕中，一排房一排房，一个门一个门地敲。终于找到了田老师的家。我来到了他的屋里，见到了田老师。他戴着黑框眼镜的面容是那样慈祥可亲，他的一举一动又是那样文雅。我先向田老师鞠了一躬，然后自我介绍，也介绍了我的父亲，又拘谨地说了想拜他为师的渴望。当田老师看到这个站在他面前浑身湿淋淋的孩子时，神情有些惊讶。可能被我的精神所感动，或者是被我的狼狈相所打动，就收下了我这个学生。田老师让我拉了几首曲子，对我进行了辅导。后来，他对我的练习作了大致的规划，并给我布置了作业。从田老师那里，我第一次听到了保留手指的演奏技巧，听到了固定唱名法和更为精深的演奏理论。回到家，当父母亲听到我拜到了一位好老师时，他们很为我高兴。此后的时间里，每过一段时间，我就去田老师家会一次课。去的时候，有时带些母亲为我准备的家乡特产和新鲜蔬菜，有时为老师提一篮子鸡蛋。有一次，在会课时，可能是出于对我的表扬和鼓励吧，田老师竟从里间又拿出一把琴来，与我合奏。那把褐色的琴，听田老师说是出自小提琴的制造之乡意大利，那天籁般的绝美音色，至今还在我的耳边回旋缭绕。

  经过几年苦练后，我终于在一个亲戚的推荐和帮助下，来到焦作的一个煤矿，成了矿宣传队乐队里的一员。在那3年里，每天早上，除了特别恶劣的天气外，我天不亮就起床，拿着琴来到野外，伴着矸集上送矸车发出的轰隆隆的声响，先是练声，然后拉琴。或是来到空空的大礼堂里，一个人推上电闸，拉开灯，进行练习。深夜演出结束后，观众走完了，大家拉上大幕，在舞台上摆上桌子饮酒作乐，而我却一个人在大幕下面黑洞洞的礼堂里练琴。在矿上的那些日子里，我忍饥挨饿，居无定所，还得了一次大病，差点送了命。

  离老师近了，学习更方便了，有时去会课，田老师会把我留下来，和师母及他的孩子们一起吃饭。我还结识了田老师的另外几个学生，和他们一起切磋琴艺。我向他们借来了曲谱，每天晚上练不动了，便坐下来用窝了尖的蘸笔来抄写谱子和理论知识。

  在高考恢复的第一个年头，我和二弟凭借着我们连初中都没有上完的仅有的一点知识，同时考上了学。遗憾的是，我没有报考音乐专业，而上了一所师范学校。若干年后的一天夜里，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我的琴上开出了一朵花。那花其色灼灼，其态雍容，其韵典雅，硕大丰满，光华四射。醒来后，我反复揣摩着那朵花所隐含的意蕴。突然有一天，我如醍醐灌顶。啊！那朵花，是用我的热血和汗水浇灌而成，绽放在我生命的枝头。那是朵苦难之花，梦想之花，奋斗之花，骄傲之花。

  时至今日，她依然在我的心里蓬勃开放，永不凋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