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很是怀疑自己的文字能力的。

  小学、初中都在“文革”的洪流里度过，没有多少书可以读，就连课本也简单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记得小学一年级第一本语文课本，第一课5个字，毛主席万岁！第二课7个字，中国共产党万岁！第三课10个字，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如此的语文课本，老师教起来是个什么样子，是可以想象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全国人民一个声音，那个时期我们写作文，无非天下文章一大抄。抄的时间长了，便不会讲自己的话了。本来我家是中农成分，听父亲讲，解放前有几十亩田的，农忙时还经常雇些个短工。但作文写到“我的家史”时，总还是“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这倒不是为了给曾经殷实的家境打遮掩——那时候还不知道诡诈，只是抄习惯了！

  虽然失去了自我言语的能力，但如果用心，抄也能抄出层次来。排列组合时注意一点，抄出来的文章就不至于结构凌乱；摘录的时候认真一点，便不会把“北京消息”一类的字眼儿也抄进去——我小学时一个同学让语文老师狠狠剋过，就是因为他把“许昌消息”抄进了自己的作文里。所以，从小学到高中毕业，我的作文还经常被语文老师当作范文读呢！ 

  如此这般地混下去，那纸里包不住的火炭终于在大学里熊熊燃烧起来。大学里教写作课的老师是杨洁文先生，有一次他给我们布置写作课作业，让我们自拟题目，写一篇议论文。当天下午，我便以“论道德”为题写了一篇不足千字的文章交了上去。下一节写作课，杨先生印发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学习的榜样，一篇是批判的材料。不幸的是，那篇让同学们批判的材料，就是我的那篇《论道德》！看到这里，朋友们能够想象得出我是如何头大了。老师让我们学习的文章到底什么内容甚至是谁写的我都没听进去，老师和同学们是怎样批评我那篇文章的我也一点没记住，只觉得当时的脸烧得厉害。要知道当时的我才17岁，情窦已开，班里还有6个女同学！从此以后，杨先生的写作课布置的所有作业，我便一次也没有交过。

  不交作业是因为不能写，害怕再被当成反面教材。但后来大学毕业走上了讲台，语文老师不能给学生写下水作文，是无法镇住学生的。为了当一个能够在教室里看到艳羡目光的语文老师，我开始订阅《小说选刊》，并到市图书馆办了个借书证，一年时间把自列书单的外国文学名著读了个遍——大学里没有教外国文学的老师，只发了教材，没有课时。同时，我还把十表八书之外的《史记》通读了一遍，记了一尺多厚的读书笔记。在读小说时，我坚持了一个习惯，即一字一句地读，无论短篇、中篇甚至长篇，都这样坚持。不知不觉中，所读的文字仿佛不再是以文字的形式呈现在眼前，而是自己心仪的朗诵名家在耳边演播；读书笔记也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佳句摘录，体会、感悟甚至评论也都写得渐入佳境。但那个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过投稿。

  转瞬间，从事高中语文教学已经8年，8年间我送走了5届高中毕业班。市教育局招考公务员，我以笔试、面试双第一的成绩入选，而后撰写公文，起草讲话，总结思路，考察报告……繁忙的工作之余，为了保持自己语言文字的弹性，偶尔也写些杂感、随笔投到《焦作日报》，后来有几篇居然给发表了。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手稿变成了铅字，激动了很长时间，虽然稿费只是个位数，但自我感觉写作的能力与自身的价值已经升华到了另一个层次。一年后，一篇题为《岂能怠慢了帮凶》的杂感获得《焦作日报》征文奖，《爷爷孙子和驴的启示》居然获得了河南省好新闻二等奖。

  在报社老师们的擢拔和鼓励下，渐渐地，我感到自己也可以作码字的材料了。特别是当时王菊山先生做第三编辑部主任的时候，开辟了“百家言”专栏。有一两年，我和几位爱写杂感的朋友，几乎垄断了这个栏目。激浊扬清，抨击时弊，舞文弄墨，挥洒豪情。再之后，“怀川快论”“山阳夜话”那些稍稍有些文学弹性的栏目也开始刊发我的文字。不仅如此，我自觉笔底文字中那种愤青情绪也悄悄变得不再那么激烈，渐渐有了一些文化的感觉。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也从机关到了学校，开始亲自耕耘自己的那片教改实验田了。

  记得在2006年前后，当时全国教坛风云人物李镇西先生到许衡中学讲学，许衡中学校长张璧宏先生邀我听报告并陪镇西先生吃饭。席间镇西先生谈到他自己每天要做的“五个一”，即读一万字的书，写一篇教育随笔，和一个老师或学生谈一次话，深入思考一个教育问题，听或者评一节课。听完之后，顿觉汗颜。镇西先生也在做校长，自己也在做校长，这做人做事的差距也太大了吧！见贤思齐乃夫子遗训，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也会有些作用的。于是暗下决心，一周至少要写一篇教育随笔，发在“教育在线论坛”上和大家们切磋。如此日积月累，两年下来，居然成就了一部30万字的书稿。我将其中一篇随笔的题目拿出来，以《期待是美丽的》为这部书稿命名后，交给在京工作的好朋友杨寿良先生。寿良先生深解我意，不久，《期待是美丽的》教育随笔集便在开明出版社出版。要知道，对开明出版社我向往已久，那是由叶圣老、夏丏尊、丰子恺等先生们创办的开明书店发展而来，在教育学术领域享誉甚尊。2010年，我将《期待是美丽的》拿出来参与河南省教育科研成果评奖，有幸获得当年河南省教育科研成果一等奖。

  在近8年的校长生涯中，我坚持做了两个国家级课题的子课题，用“诱思探究学科教学实验”从根本上改变了课堂教学结构，用“新教育实验”真正润泽了校园风气。实践了该实践的，证明了能证明的。我用事实向世人昭示，做教育，正道是走得通的！三流的生源，二流的教师队伍，也可以培养出一流的学生！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基础教育积弊太多，一个学校能做的事情太有限，面对太多的无奈，甚至连骂娘的劲头都会消散净尽。即使置身于大庭广众之中，我也经常会被难以名状的孤独感包围。在“百年树人”被公然扭曲为“三年追分儿”，师生关系由原来的“一日为师终生为父”被轻松异化为“来料加工”的情势之下，自己心底那种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般的委屈久久挥之不去。所以，当省出版集团征询我的意见是否愿意加盟时，我觉得又一次机遇在向我招手。从改变教育供给与服务入手，或许能够走出一条改善教育积弊的新的途径。于是，带着这样的使命，我离开了正在成长中的焦作市人民中学，离开了已经工作30年的山城焦作，到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开始主持数字出版工作。

  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我挤出时间整理自己的文稿，陆续出版了随笔、散文、杂感集《临风集》、书法理论《中国书法二十六讲》、诗词手稿《啸余诗草》、旧体诗词集《山前诗稿》。当然，还有几个选题虽在心中酝酿已久，但苦于抽不出时间，只能暂时搁置。面对一本本属于自己的精神发育的印痕，我常常在想，若非大学时杨洁文先生下的那剂猛药，我可能到现在还沾沾自喜于自己那不值一文的组合技巧；若非《焦作日报》的鼓励、呵护与支持，我可能至今还不敢触碰铅字。近几年，虽然我在省城工作，但时常还有一些文字会投给《焦作日报》。每每朋友相聚，他们谈起对我生活与工作的了解，多是从《焦作日报》上获得。听到这些，我都会感到一种由衷的欣慰。

  人生最难记起的是摇篮，最不能忘记的也是摇篮哪！如果说我现在做出了一点有意义的事情，积聚了一点点的正能量，那一定与恩师的教诲、与焦作日报社师友们的相助无法分开。我的电脑书签中存有《焦作日报》的电子版，每每打开那已经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版面，脸上总会泛起一丝温暖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