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3月，当地警方侦查发现，有一个平均年龄约50岁、约30名中老年妇女组成的“讨债”团，这些人没有正式工作，依靠电话互通消息，帮人“撑场”，参与各种债务纠纷、工程纠纷、医疗事故处理等。她们受人雇用，采取辱骂、侮辱、恐吓、殴打、损毁财物、占用公私财物等手段，直至对方不堪其扰，息事宁人。（据《新京报》）

  “大妈团”为什么会在当地大行其道？原因很简单，试想，面对一群老妪上门骂战，且不说其中好几位还是盲人、绝症患者，就是正常妇女，谁又能和她们对骂或纠缠得起？骂不过、打不得、赶不走、躲不掉，于是很多人只得老实还钱或作出退让，息事宁人。

  根据公诉机关的指控，从2013年至2016年，“大妈团”共有29次寻衅滋事行为，这说明当地找“大妈团”要债或解决问题的人并不在少数。可是，问题的关键是“大妈团”背后的那些债主和事主，为什么不走正常的司法途径要债或解决争议，而求助于声名狼藉的“大妈团”？

  这正如当地建材市场一位老板所言，走司法程度“周期长、成本高”，最终效果还不确定，而请“大妈团”出山，无疑是一种“简单省钱非暴力又见效快”的解决方法。当然，还有一种情形是因为己方原本就理亏，利益主张站不住脚，所以不能光明正大地寻求司法解决，而只能找“大妈团”通过非正常手段逼对方就范。

  可见，不管有理的没理的，之所以选择找“大妈团”要账平事，说到底还是因为司法方式、合法途径的效果和效益有时不令人满意，在发生争议冲突、矛盾纠纷时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还不够及时、到位，由此才会令大妈们“乘虚而入”。

  现在“大妈团”已被取缔并受到法律追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大妈团”背后暴露出来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今后，要强化对当事人正当权益和合理诉求的保护，同时对利用特殊群体滋扰纠缠等“软暴力”行为保持零容忍。总之，“司法进”才能“大妈退”。否则，遣散了“大妈团”，说不定还会有“大爷团”粉墨登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