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时，受好友金运邀请参加一个国学座谈会。我入座后，他端上一只带盖儿的青花瓷杯，还嘱咐我稍等再用。我停了一会儿掀开盖儿，发现里边泡的是两粒胖大海，壳已开裂，迸出的瓤子毛茸茸地几乎涨满了一整杯，就像两坨绛红色的云雾，美得了不得。

  这有些太意外了，于40多年后与胖大海邂逅，勾起了我对已逝岁月的万般缱绻。

  金运曾是我的学生。1973年，正值“文革”时期。因学校师资短缺，从企业选了一些工人到学校代课。我当时19岁，有幸成了市第十三中学的工人教师。第一节课，我端了一只泡有胖大海的玻璃杯。台下的学生们，包括金运在内，当时才十三、四岁，一下被我的胖大海所吸引。但他们哪里知道，胖大海对我来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时光回溯至1964年，我就读于市第一完校。升四年级时，我所在的二班迎来了新的班主任——马好学老师。他教语文课，30多岁，中等个子，挺鼻大眼，眉清目秀，衣着朴素而干净，风纪扣系得严严的。他嗓音不高，略微嘶哑，但上课时总是尽量把字咬得很清。他爱用玻璃杯泡胖大海喝，一般每次两粒。我个头矮，坐最前边，上课时经常走神，所以经常受到马好学老师的眼神“关照”。但他从不给我难堪。一次他只泡了一粒胖大海，竟比平时的两粒发得还多，颜色也由浅赭变成了绛红，非常好看。

  走神之际，我的课桌被敲响，哐哐！眼前突然出现了一只满是白粉笔末的手。他早已站在我面前，正严厉地看着我。我赶紧坐端正，大气也不敢出。很意外，他一声没吭地回到了讲台上，若无其事地继续讲课。那天，他讲的是如何写记叙文，布置的作文是写熟悉的人和事。下课铃响了，他临走时看看我说：“你，到办公室找我一下。”

  我去了，心怀忐忑地去了。可他仅是问了问我会不会写当天的作文，然后就放了行。我懵懵懂懂地觉得，他这是把给我的批评先攒着，让我好好写作文，将功抵过。

  学校那时还没有电铃。传达室门口的墙上，挂了一口足球般大小的铜钟，一年四季，无论酷暑严寒，都是由老校工——李师傅把它拉响。同时他还兼着看大门、烧茶炉、分发报纸等差事。他60多岁，头发几乎全白了，有点驼背，慈眉善目，遇到学生去茶炉房接水，他总会微笑着嘱咐说：小心点，不要烫着。他很少说“别浪费”三个字。但他会在打过上课铃以后再去看看，看水龙头是否已关好。

  我搜索了不少关于他的记忆，还特意观察了他两天，写出了我准备用来将功补过的作文——《老校工》。几天后又逢语文课，马老师一进教室就看了看我。但没想到，心怀忐忑的我，迎来的却是一通大表扬。他一字一句地把我的作文读给了同学们。我当时很羞涩，但更多的是激动。尤其是当我拿到作业本，看到大段大段的标红时，幼小的心一下激动了好几天。就这样，马好学老师在台上，我在台下，天天看着他的胖大海，听他语重心长，听他妙语连珠，度过了我三年的最温馨的少年时光。

  但天有不测风云，小学毕业时恰逢“文革”，我在家一待就是两年。直到1968年复学复课，我才踏进了市十一中学的大门，并当上了26班的班长。我当时很意外，乱世纷纭中刚进中学大门，若不是小学老师给予的好评和推荐，是绝对轮不上又瘦又小、总坐前两排的我当班长的。后来，我想起了马好学老师。

  那时我还不懂感恩，更不懂怎么谢恩。一是年龄小，二是也没条件。但我仍感受到了一种美好的激励与鼓舞。很庆幸，开学不久，我的自命题作文《篮球场上一分钱》，又被我初中的首任语文老师朱照寰所看中，给予了评点和表扬。他的年龄比马好学老师要大不少，但气质上非常相像，知识渊博，德高望重。他从不对学生发脾气，再调皮的学生只要面对他，立马就像换了个人一样。他和马好学老师有一个共同特点：讲课的语调很低，教室里连掉根针都能听见，故事、典故一个接一个，使我们无不静气凝神，如醉如痴。遗憾的是，整学期打头至尾上不了几节课。不是学工，就是学农，要么就是军训和挖地道。这几乎成了我们那几届学生的全部记忆。朱照寰老师只教了我一学期。但我与他保持联系很长时间，经常写一些小诗、小散文，去向他求教。他每次都是先留下稿子，然后再约我面改。星星点点、一字一句、极其耐心和认真。他有时会找一本书让我带回去看，有时会布置一篇作文让我写。结束时还要鼓励我一番，要我坚持下去。那时的朱照寰老师，就好像一只值更报晓的司晨鸟，天天唤我早起，时时催我勤工。

  1971年秋天，我因家庭困难退学，先在一个基建工地打小工。两个月后正式参加了工作，当了一名喷漆工，告别了学生时代。其间，我曾去看望过朱照寰老师，并带了点小礼物。礼物不是别的，而是满满的一信封胖大海。当时连我自己也不甚明白，我为何选择了马好学老师常用的胖大海作为礼品。现在想来，也许是因胖大海对我爱上语文有引领之功，也许是因两位老师对我有同一不二的意义。总之，胖大海对于我来说，太重要太重要了，它那时就深深地刻入了我的不仅是记忆而是心灵，有了明显的精神支撑作用。我模仿马好学老师端一杯胖大海登上讲台，也许就是证明。胖大海，蕴含了太多太多的美好意味！

  是胖大海，让我初通了文墨，后又与文学结缘，一路不停，做工人、当教师，进机关、下企业，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支撑我砥砺前行的，始终都是文学。我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了文学创作，尝试了散文，诗歌，词律、纪实，剧本，小说等多种样式。发表、出版作品近230余万字。

  俗话说，学艺亦效宗师。2012年，我结集出版文集、诗集各一本。当时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找到两位老师，奉拙作以慰宗师。可惜人世无常，朱照寰老师已经谢世。后几经努力，于2016年秋天找到了马好学老师。此时长篇小说《驴长老》刚付梓还未成书，但我仍迫不及待地拜访了他。

  那天，我和马好学老师聊了很多。没想他已80多岁了，竟还记得我的那篇作文《老校工》。其音容笑貌，一如旧时：“那时候，你个头不高、白白净净，模样很文静，脖上还戴了一个布项圈，上边提溜一个很大的长命锁，是银的，上边还有长命富贵四个字。那把锁，好像你一直戴到了小学毕业。那时候你话不多，就是上课不能聚精会神，不过每次考试的成绩还都不错……你有篇作文写得很好，题目叫《老校工》，记得我基本上全部给你标了红，还给全班同学读了。我以后教的几届学生，都听我读过你的那篇作文。我还把《老校工》与其他学生的范文装订到一起，传给了我儿子，他也是当教师的……后来，听说你调到了市委，又到企业当领导，很替你高兴，觉得你们一个个都有了出息，也想找你们说说话儿，可是又一想，你们都面临着工作、生活的双重压力，肯定一个比一个忙，顶多是见这个了，问问那个，见那个了，问问这个……”

  老人家的朴素话语，使我深切地感受到，在漫长的半个世纪里，他始终在默默地关心着我，也关心着他所记得的每一个学生，并期待我们事业有成，人人安好，就像一株老干乃发的报春梅：情寄桃李待雪消，如酥润雨沐新苗，无意春来一枝俏，有心冬去万朵娇。

  2016年元月28日，是我的新书《驴长老》首发日，考虑马老师年事已高，我没有邀请他。书是几天后送他的。他高兴地接过书，连封面都顾不上掀，就动情地说：“都一连几天了，我常想起你在小学时的样子，我还想起了你那篇作文里的第一句话——每当我端起茶缸时，就想起了老校工李师傅……”当时我哭了。

  前几日我又去看望了他一次。他听说了《驴长老》连获省、市“五个一工程”奖的消息，十分高兴，并急切地连连问我：“获奖了？获奖了？”我握着老人家的双手，一边不住点头，一边看着他的一脸沧桑，胸腔热流奔涌，久久地说不出一句话。

  这么多天来，我只要稍有闲暇，就会想起他和朱照寰老师，想他们当初的样子，也想他们后来的样子。一个，有着慈父般和蔼的面庞；一个，有着修竹般清俊的身影。

  我很庆幸曾是他们的学生，由一个懵懂少年，先遇马好学老师启蒙，后有朱照寰老师助推，爱上文学，长期坚守，实现了自己的文学梦。

  他们，就像凌寒盛开的报春梅，启迪万物于初醒：一年之计在于春。他们，也像忠于职守的司晨鸟，励勤万牲于晨曦：一日之计在于晨。

  我作为他们的学生，一个后来者，当将其永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