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处在一个门阀制度占主导地位的时代，整个社会重出身、轻教育、耻为师。但韩愈并没有屈服于时代的压力，而是顽强地与世俗抗争，在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提出了“师道”这一概念。

  韩愈的“师道”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名篇《师说》之中。“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韩愈从自身接受教育中体会到，老师的作用就是教育人并解除疑惑，传授知识。韩愈充分肯定了那些“爱其子，择师而教之”的人，严厉地批判那些“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的人。关于对学生的教育方法，韩愈认为“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那些自称“君子”的人，因耻于师，甚至不如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君子不齿，今其智乃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韩愈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敢为人师，不论是四进国子监、三为博士，出任祭酒之职，还是被贬蛮荒之域的阳山、潮州等地，他都在积极实践着自己的师道思想，始终不渝地广招后学，奖掖后进，因材施教，并提出“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的教育思想。韩愈经过无数的艰苦努力和辛勤付出，为社会培养了一大批有作为的人物。中国的教育事业，虽斗折蛇行，但在韩愈倡导的“师道”思想引领下，再次继续前行，重新开创了继孔子之后又一代教育之风。

  （作者系中国唐代文学学会韩愈研究会理事、孟州市韩愈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