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夫和我是高中校友，他高我低。按说，既不同届，更不同班，但我俩偏偏能经常在一起，这是因为我俩都是年级课代表，定期不定期地在教室外的西山墙上同时出黑板报。

  他的黑板报除了文字外，还绘一些插图作点缀，使整个版面看上去灵动活泼，吸人眼球。每次出黑板报时，他只带一盒彩色粉笔和一个黑板擦儿，不像我还要拿上三角板和圆规等物品。我用圆规画圆，他是随手画圆，有些大写意。我画圆，一般是指化学的试管、物理的光学折射或数学方面的几何运算等图形；他画圆，则是插图中的阳光或满月，与树木、小河和田野为伍，充满了诗情画意。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出的是文科黑板报，我出的是理科黑板报。

  每次出完黑板报，我都会在他的新作前驻足欣赏一阵子，而他对我的作品了无兴趣，不愿多看一眼。他偏科，形象思维丰富，逻辑思维欠缺，小学时就能写诗背赋，文笔流畅，表现出远超同龄人的文学天赋，但对数学一直不开窍，更对物理、化学等一窍不通，听之如听天书。他说，初中学一元一次方程式时，他总是对方程式中未知数的求解搞不懂，不知如何求解，别人告诉他，他也不理解，老问，凭啥？为什么？让人哭笑不得。后来，更为深奥的数学公式、定律、定理，他一点儿也学不会，弄不懂，每遇数学课，他私底下看《水浒传》《红楼梦》《封神榜》等书，或翻阅语文、地理、历史等课文，对数学老师的讲解充耳不闻，或置若罔闻。

  上个世纪70年代末，告夫之所以能顺利升入高中，得益于当时“文革”刚结束，初中升高中不用考试，自然晋级。告夫高中毕业，正赶上恢复高考才两年，他和广大有志学子一样，第一次走进了那神圣的考场。

  高考后，告夫返回农村老家，投入到夏忙的劳动生产之中，整天在田间车水、薅草、锄稗子、剔早稻，晒得黑不溜秋的。稻子有点变黄的时候，农事稍闲，一天，告夫正与村里几个小伙伴打牌，小弟找来，说：“三哥，咱大叫你回家。”告夫赶忙放下手中的扑克，跟着小弟往家里走，走到自家过道时，看见父亲背着手朝他走来。“大，你找我有啥子事吗？”告夫远远地问。“有啥事，哼，你知道你高考数学考了多少分？”父亲亮出身后的棒槌，向告夫冲了过来。“快跑三哥！”听到小弟的大喊，告夫扭头朝外奔跑。父子俩你追我跑，将偌大的村子转了两三圈，终因父亲体力不支而停下。父亲在后面骂道：“你个不争气的种，数学考了个大零蛋，还要脸不！”他早知道父亲为啥发火，肯定是审卷老师在他那张白卷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圆。

  秋季开学，告夫带着父亲的厚望，整理复习资料，背上行李，又踏上了复读的征程。他准备拿出一定的时间和精力，好好攻克一下数学难关，争取再次高考数学多少拿点儿分，绝不能再让老师在上面打零分画圆。虽然立下了雄心壮志，但是一到真事上他又依然如故，根本学不进去，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没有坚实的基础，不可能建起高楼大厦。等到再一次高考时，他的数学仍然没有丝毫进步，看到数学题如同洋人看戏，难以下笔。不过，这次他有了经验，不交白卷，在选择题和判断题部分，不管对错，他都进行了选择和判断。他想，这样说不定能蒙一点儿分，总比剃光头强吧。

  有意思的是，那年高考作文以意大利著名画家达·芬奇学画蛋为素材，定题“画蛋有感”。告夫按照要求的篇幅，酣畅淋漓地写了一篇论点鲜明、论据充分、论证准确的议论文，几乎得了满分。高考揭榜，告夫总分过线，被一所中等师范学校录取，从此离开农村，过上了有头有脸的生活。据他本人说，那年他的数学成绩是6分，全是蒙来的。

  告夫参加工作后，发挥自己的文学特长，业余时间笔耕不辍，写了不少散文、随笔和诗歌，被许多报纸、刊物采用，甚至有的作品被翻译成外文，在国外还得过奖。告夫因此出访过不少国家，令人羡慕。

  时光荏苒，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告夫也即将退休。最近的一个节日里，我们在故乡相遇，问他近来忙什么，他说正着手写一本自传体小说，想把自己这么多年来求学、工作期间的经历写进去，先自己画好一个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