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我到河南焦作担任濒临绝境的中福煤矿（由中国人办的中原煤矿公司与英国人办的福公司联合组成）工程师，继任总经理。经过两年的治理，煤矿生产经营情况迅速好转，产销两旺，年产量达100多万吨，打开了焦作无烟煤在华北及华中一带的市场。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值此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关头，我力排众议，决定把中福煤矿的设备拆迁到抗战后方四川，而原中原煤矿公司的一些董事表示反对，他们认为这是“河南的财产，不能拆走”。我向他们讲了三条：“一是不拆不迁，则敌人可用而我不能用；二是完全破坏，则敌我都不能用；三是拆下运到抗战后方，则敌不能用而我可用。”同时，说明拆走的设备产权和在后方采矿所得利润仍归原公司。这样，原来持反对意见的人被说服了。原英国福公司的代表也反对拆迁，我明确指出：“日本是你们英国的友邦，但它是中国的敌人，我们不能允许敌人利用这些设备达到侵略我们的目的，一定要拆。”最后，英方代表终于同意拆迁。

  我全力以赴，组织全矿员工拆迁地面及井下机器设备，冒着被敌机轰炸的危险，将设备分批装车抢运汉口。当日军南犯新乡时，我们装运设备的最后一列火车已通过新乡。1938年3月，所有中福拆迁南运的设备先集中存放在汉口丹水池煤矿，约4000吨。这时，四川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兼天府煤矿公司董事长卢作孚来汉口，我和他在翁文灏寓所相遇。我即告以中福煤矿器材及技术管理人员和技工都在汉口。卢作孚闻之大喜，当即应允负责把中福公司机器设备优先运输入川。我们商定后，我即一人赴川，亲自到北碚对岸后峰岩天府煤矿，调查了全矿三大平洞的采煤情况。该矿采掘运排水全靠手工，我感到要改造这个老矿并非易事，但它也有优势：一、有一条17公里长、用9公斤钢轨铺设的可运5吨重煤车的轻便铁路，从矿区直达嘉陵江边的白庙子；二、煤层较厚，可采煤层有两层，一层厚2~3米，一层厚1.５米，储量丰富；三、由嘉陵江下运重庆不到50公里，运输便利。我回到汉口即派原中福公司李河矿长张莘夫为天府煤矿矿长，联合成立天府煤矿公司，卢作孚任董事长，我任总经理，商定注册资金为150万元（法币）。

  当时，上海至宜昌用大货轮运输，川江只能用小货轮运输，运量较少，因而大量物资积压在宜昌，我十分着急，亲自去宜昌两次，找卢作孚商量，催运设备。我对他说：“日军一旦占领宜昌，所存物资有全部沦为敌资的危险，必须抢运。”卢作孚忧心忡忡，最后想出了一个区间运输的办法，将设备先分散运进三峡上游各地，避过敌军，然后运至重庆，保证了设备安全运到。

  天府煤矿名为改造扩建，实则比新建还要困难，改造工程进行了一年左右，也是中福公司在四川合办的第一个煤矿，后来年产量达到50万吨，相当于重庆附近几百个煤窑的总产量，占重庆全年用煤量的一半左右，对抗战后方工业和上海迁川工厂及民用煤炭的供应贡献很大。四川原有煤矿都是规模较小的土法生产，自中福与老天府煤矿联手后，才开始现代化的机器开采，为四川近代化煤矿的发展起了带头示范作用。

  中福公司在四川合办的第二个煤矿，是在岷江流域犍为县的嘉阳煤矿，矿长汤子珍。中福与当地绅士、重庆银行家宁芷村三方合办，并自修一条小铁路，解决了嘉阳煤矿产煤外运难题，因煤层薄，年产量约15万吨。

  中福公司在四川合办的第三个矿是威远县黄荆沟的威远煤矿，矿长郭象豫。由盐务局、中福和资委会三方合办，年产12万吨，专供自流井、贡井煮盐、资中糖厂及酒精厂之用。

  第四个合办的是隆昌的石燕煤矿，矿长俞物恒，由中福与四川省建设厅合办，后因该矿区资源萎缩，就与重庆北碚澄江镇的全济煤矿合并，仍由俞物恒任矿长。

  4个矿合办成功后，中福公司迁运入川的设备、现款和人员技工也分配完毕。当时电力、机修、风钻等各种技工不够用，我又派焦作当地职员许继彬返回焦作，避开日本人，冒险招收技工数十人进川，一边工作，一边培训四川本地工人。4个矿合办成立，我除仍任中福公司总经理外，又兼4个矿的总经理。总公司设在重庆机房街一个新建的大院，合并办公。抗战胜利后，我辞去4个矿总经理的职务，推荐一位四川矿业家黄志煊继任天府和嘉阳煤矿公司总经理。我还辞去了中福公司总经理职务，由汤子珍继任。

  (根据孙越崎自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