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六韬·赏罚第十一》中还论述了奖惩的原则和要领。奖赏是为了鼓励好人好事，惩罚是为了惩戒坏人坏事。想奖赏一人以鼓励百人，惩罚一人以警戒众人，应该做到：用赏贵在守信，用罚贵在必行。如能对于你所见所闻的事都做到赏信罚必，那么，那些你所未见未闻的事，也自然会举一反三了。赏信罚必就是诚信，诚信者可以畅行于天地，上达于神灵。《六韬·将威第二十二》指出：“将以诛大为威，以赏小为明，以罚审为禁止而令行。故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赏一人而万人说者，赏之。杀贵大，赏贵小。杀其当路贵重之臣，是刑上极也；赏及牛竖、马洗、厩养之徒，是赏下通也。刑上极、赏下通，是将威之所行也。”主将以诛杀地位高的人来树立威信，以奖赏地位低的人来体现明察，以严明惩罚来做到所禁必止、所令必行。因此，杀一人能使全军震惊的，就杀他；赏一人能使万人欢喜的，就赏他。诛杀，重在诛杀地位高的人；奖赏，重在赏赐地位低的人。能诛杀那些有权有势的人物，说明刑罚能及于最上层；能奖赏到牛倌、马夫等饲养人员，说明赏赐能达到最下层。刑罚能及于最上层，赏赐能达到最下层，这就说明主将的威信能够贯彻上下了。《六韬》还主张，作为君王，应当推崇德才兼备的人，抑制无德无才的人，任用忠诚信实的人，除去奸诈虚伪的人，并进一步提出应当警惕六种坏事、七种坏人，即“六伤、七害”（见《六韬·上贤第九》）。所谓“六伤”包括：大修宫室池榭，搞游玩观赏，歌舞行乐者；不从事农桑，意气用事，仿效游侠，违犯禁令，不服教导者；营私结党，排挤贤智，蒙蔽君主者；自高自大，气焰嚣张，里通外国，不尊重君主者；轻视爵位，藐视上级，以替君主涉难犯险为耻辱者；强宗大族争相掠夺，欺压贫弱者。所谓“七害”包括：第一，没有智略权谋，为了获得重赏高官，强横恃勇，轻率出战，企求侥幸立功的，君主切勿用他做将帅。第二，有名无实，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掩人之善，扬人之恶，到处钻营取巧的，君主必须慎重，不能与他共谋大事。第三，外表朴素，衣着粗劣，自称“无为”，实是沽名，自称“无欲”，实是图利，这是虚伪的人，君主切不可亲近他。第四，冠带奇特，衣着讲究，博闻善辩，空谈高论，以此装点门面，处在简陋僻静的地方，专门诽谤时俗，这是奸诈的人，君主切不可宠用他。第五，谗言谄媚，不择手段，以求官爵；鲁莽拼命，不计后果，贪取俸禄；不顾大局，见利就上，高谈阔论，取悦人主，对于这种人，君主切不要任用他。第六，凡从事雕文刻镂、技巧华饰的奢侈工艺而妨害农业生产的人，君主必须加以禁止。第七，用骗人的方法、奇特的技艺，巫盅左道，符咒妖言，迷惑善良人民的人，君主必须禁止。在《六韬·文韬·盈虚》中，太公说：“吏，忠正奉法者尊其位，廉洁爱人者厚其禄。平心正节，以法度禁邪伪。所憎者，有功必赏；所爱者，有罪必罚。”意思就是，对于官吏，忠诚正直奉公守法的，提升他的爵位；廉洁爱民的官吏，增加他的俸禄。用公正无私、合情合理的原则处理事物，用法律和规章制度约束邪恶奸伪的人。即使是平时憎恶的人，有了功劳也一定给予奖赏；对于平时喜欢的人，如果犯了罪也一定给予处罚。

  以上内容，基本反映了姜太公对百姓的态度、对帝王的希望和对官吏的要求等“三位一体”的完整的廉政思想体系，特别是提出“对于清廉自守且施仁政的官吏，要优厚其俸禄”的观点，从这种意义上看，姜太公应当算是我国倡导“厚薪养廉”的第一人。（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