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651年，周惠王去世，齐桓公会同各诸侯国拥立太子郑为天子，这就是周襄王。周襄王即位后，命大臣宰孔赐给齐桓公文武胙、彤弓矢和大辂等奖赏，以表彰其功。齐桓公召集各路诸侯大会于蔡丘（今河南省兰考县、民权县境），就是要当着大家的面举行受赐典礼。典礼上，宰孔传周襄王之命，因齐桓公德高望重，不必下拜。管仲从旁进言道：“周王虽然谦让，臣子却不可不敬。”齐桓公道：“小白不敢尔，天威在颜咫尺。小白敢贪王命而废臣职吗？”说罢疾走下阶，再拜稽首，然后登堂受胙。众诸侯皆叹服齐君有礼。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蔡丘之盟”。至此，经过近30年的苦心经营，在管仲的辅佐下，齐桓公先后主持了3次武装会盟、6次和平会盟，史称“九合诸侯，一匡天下”，齐桓公成为公认的霸主，齐国霸业达到顶峰。

  第五，在文化战略上，树立“礼义廉耻”的核心价值观。称霸之后怎么办？这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我个人理解，管仲的大盘子应当是强国与称霸良性循环、物质与精神一体建设、德治与法治并行推进，这几方面每一方面既不可过分突出，也不可有所偏废。管仲接着提出了“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的思想主张。这是其治国理政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廉政思想的核心。四维，是指系在渔网四角上的绳索，有了四维，才能把网的纲目提起来。一说“礼”。《说文解字》这样解释：“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最早出现的食礼，与远古的祭神仪式相关。《礼记·礼运》有描述：原始先民把黍米和猪肉放在烧石上烤炙而献食，在地上凿坑当作酒樽用手掬而献饮，还用茅草扎成鼓槌来击鼓，以此表示对鬼神的敬畏和祭祀。后来食礼从人与鬼神的沟通扩展到人与人的交际，以调节日益复杂的社会关系，逐步形成“先秦五礼”，即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和佳礼，奠定了古代礼制的基石。周朝时，为使“礼”发挥其“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的作用，通过“制礼作乐”，对王室和诸侯的礼宴作出具体规定。春秋时期，儒家学派对“礼”进一步加以规范，最终形成《周礼》《仪礼》《礼记》3部经典，成为2000多年封建宗法制度的核心。荀子说：“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安。”二说“义”。《说文解字》这样解释：“义以威仪。”就是“以我的力量，保卫那些美好吉祥的事物”。先秦一些思想家认为义是人的根本属性，是做人的最高标准，也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人生在世，义利同在，面对义利抉择，主张先义后利、重义轻利、见利思义、以义制利、怀义去利，在生死面前，舍生取义，绝不因利的诱惑而改变人格和节操。三说“廉”。“廉”字的本义是堂屋之边角，特点是方直，引申为“方正”，后比喻正直不贪的君子之德，进而阐发为清正廉洁的为官之旨。古往今来，有关廉政的论述不胜枚举，这里不再赘述。四说“耻”。《论语》记载：“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使命，可谓士矣。”意思是自己为人处事有羞耻之心，出使别国能完成君主的使命，就可以叫作士了。孔子把羞耻之心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他在《论语·为政》中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认为只有“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才能使人们有羞耻心而自觉走上正道，进而使整个社会步入正途。曾子在《礼记·中庸》中指出：“知耻近乎勇。”宋代大儒罗仲素说：“教化者朝廷之先务，廉耻者士人之美节，风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则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则天下有风俗。”总之，在管仲看来，有礼，人们就不会超越应守的规矩；有义，就不会妄自尊大；有廉，就不会掩饰过错；有耻，就不会屈从于坏人。“礼义廉耻”作为政治伦理，是我国古代廉政思想的开山之论之一。

  “礼义廉耻”作为维护长治久安的四大纲纪，是中华民族道德的基石，为教民正俗的圭臬，也是争霸天下的核心竞争力，更是必须强化的国家软实力。经济、外交等方面都可以短期见效，即使出现偏差，也可以迅速矫正，唯独文化，必须长期浸润，久久为功，才能发挥作用。    （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