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正是看到人民群众在隋末的农民起义中“能载舟亦能覆舟”的伟大力量，于是吸取了隋朝弊政的历史教训，进行一系列的整顿和改革。

  在政治上，他实行廉政，对行贿受贿、贪污腐化的官吏深恶痛绝，并严惩不贷；对那些廉洁奉公的官吏，则给予表彰和奖励。他广开言路，从善如流，特别欢迎大臣能够直言不讳地指出他的缺点和错误。他任人唯贤，尤其是对那些曾经反对过自己的贤才，不念旧恶，以诚相待，委以重任。

  在经济上，他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方针，使农业在很短的时期内得到恢复和发展，到贞观中期便出现了百姓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的大好局面。在军事方面，他勤于武备，彻底击败东突厥，并缓和了部分民族矛盾。在外交方面，他实行“和亲”等睦邻政策，与周围的少数民族、邻邦都能够友好往来、和睦相处。在文化教育方面，他大力兴办学校，仅在京师的国学里，学生就多达万人，就连夷族的子弟也不远千里前来求学。大唐王朝在隋末战争的废墟上，迅速建成了一个东方强国，周边邻国竞相来朝，大唐声威远播海外。

  贞观之治之所以取得这么多的成就，与唐太宗的以身作则有着很大关系，特别在虚心听取大臣意见方面更是与隋炀帝形成鲜明对比。唐太宗的虚怀若谷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求谏若渴。贞观初年，唐太宗曾对王公大臣们说：“一个人想看到自己的面容，必须要有一面明镜；一个国君想知道自己的过失，必须借助于忠臣。国君如果自以为贤能，臣子又不匡正，想不陷入危亡失败的境地，怎么可能呢？前朝的事情不远，你们今后凡看到我做的事有不利于百姓的，一定要直言规劝。”贞观元年，唐太宗对大臣们说：“正直的君主任用了奸臣，就不可能治理好国家；忠直的臣子侍奉昏庸的君主，也不可能治理好国家。只有正直的君主和忠直的大臣相处共事，才能如鱼得水，那么天下就可以平安无事了。我虽然不算明君，幸亏你们多次匡正补救过失，希望凭借你们直言鲠议，以实现天下太平。”并下诏规定，宰相入宫商议国家大事，必须让谏官跟着进来，听一听如何处理。有话敞开说，自己一定会虚心采纳。贞观二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护短而永愚。”意思是，明智的君主能时时反省自己的过失，道德会更加完善，昏庸的君主总是力图掩饰自己的短处，则会永远愚蠢。他又说：“君主必须有忠臣辅佐，才能够自身平安、国家太平。隋炀帝难道不正是因为身边没有忠臣，看不到自己的过失，才使得罪恶和灾祸越来越大而导致国家灭亡的吗？如果国君行为不当，臣下又不尽职，只知道阿谀奉承，苟全性命，那么这样的君主就是昏庸的君主，臣子就是阿谀的臣子。君主昏庸，臣子阿谀，那么距离国家的灭亡就为期不远了。现在我要使朝廷君臣上下恪尽职守、勠力同心，共同成就一番功业。你们一定要尽到自己的责任，及时指出并纠正我的过失，我们君臣之间切不可因为开诚布公、指出彼此的过错而相互误会和怨恨。”贞观三年，唐太宗对司空裴寂说：“近来有人上书奏事，条数很多，我都贴到卧室的墙壁上，出入时看看想想。之所以要这么孜孜不倦，是想把臣下的想法都弄清楚。我每当一想到治国大事，有时要到三更以后才睡觉。我也希望你们多用心，以符合我的心意。”贞观六年，唐太宗对大臣说：“做君主不容易，做臣子也难。我又听说龙虽可以驯养得听话，但喉下仍有逆鳞。你们要敢于犯逆鳞，各自进上奏书。”贞观十五年，唐太宗问魏征：“近来朝臣都不议论政事，这是为什么？”魏征回答说：“胆小怕事的人，心存忠直而不能进谏；被疏远的人，怕不信任而无法进谏；贪恋禄位的人，怕不利于自身而不敢进谏。”唐太宗说：“我常想，人臣要劝谏，动辄害怕有死亡之祸，这和赴鼎镬被烹杀、冒刀剑被斩杀又有什么两样？因此，忠贞的臣子并非不想尽忠，只是尽忠太难了，所以夏禹听了好的意见都要拜谢臣子。我如今敞开胸怀接受谏诤，你们无须因为害怕而不敢把想说的话说出口。”

  从善如流。唐太宗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苏轼曰：“太宗之从谏近乎圣。”贞观二年，隋通事舍人郑仁基有个女儿，十六七岁，是个绝代佳人。文德皇后得知后，请求唐太宗留在后宫作为嫔妃，唐太宗就决定聘她为充华。诏书已经发出，册封的使者尚未动身。魏征急忙进谏说：“该女子已许配给陆家，古来有德的君主，都能想百姓所想。所以君主居处台榭，就想使百姓有房屋安身；君主吃美味佳肴，就想使百姓不受饥饿；君主看到嫔妃，就想使百姓有婚配成家的欢乐。如今郑氏之女，早就许了人家，我惧怕圣上的美德有所亏损，希望圣上多加考虑。”唐太宗听了大吃一惊，狠狠责备自己，下令即刻停止册封，并连夜派人把该女子送还夫家。 （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