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脚医生,一个时代的符号。
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初,国家基层医疗水平还很低,农村地区缺医少药。“我们村当时有5个自然村,没有一个村医,更别说村卫生室了。”今年69岁的马诚安是马村区安阳城街道上刘庄村卫生室的村医,从14岁开始学医,经历了从赤脚医生到家庭医生的身份转变,也见证了半个多世纪的世事变迁。
1964年,为解决村民卫生保健问题,年仅14岁的马诚安因念过一些书,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且为人稳重、踏实好学,成为当时公社选拔卫生员的人选。
“诚安,给你找个工作吧!”一天下午,马诚安刚回到村里,就被村里的小队长喊住了。
他顿时一愣,正要开口问,小队长就迫不及待地说:“学医,当医生。不过当医生可不能怕苦怕累,不论是深更半夜还是刮风下雨,只要病人有需求,就得随叫随到!你要是吃不了这个苦,那最好别干。”
“我不怕苦,我干!”从此,马诚安当上了村小队的卫生员,走上了学医之路。他每天上午下地干活儿挣工分,下午跑到邻村卫生室,跟着村医学习简单的诊疗知识。
一年后,马诚安被村大队安排到韩王卫生院接受中医知识培训。白天半工半农,晚上撂下碗筷就去上夜校,虽然艰苦,但他成长得很快。
在卫生院学习结束后,马诚安又被选派到焦作市卫生学校接受了为期一年的培训。回到村里,他背起药箱,成为一名赤脚医生。冬春季脑膜炎易发,每到这个时候,他都要背着药箱挨家挨户登门送药,家里没人的就去田间地头找,直到把疫苗滴进村民的鼻子里才放心离开。
村里没有专门的卫生室,马诚安走到哪儿卫生室就在哪儿。那个年代用药单一,多用青链霉素治疗细菌感染,每4个小时就要打一针。遇到病人多时,他要背着药箱在5个自然村之间来回转,每4个小时就得转一圈,一天要跑好几个来回。“老母亲给我做的厚底棉鞋,别人能穿一两年,我才穿一个多月鞋底就磨透了。”马诚安说,“那时候,连个听诊器都没有,药箱里装的是消炎粉、绷带和简单的药品。”回忆起当时村里的医疗条件,马诚安感叹道。即便是这样,作为村里唯一的赤脚医生,马诚安每天从早到晚都忙个不停。
“半农半医,下地干活儿都带着药箱,别管多忙,只要有人喊,撂下地里的活儿就得往病人家里跑。”马诚安说,“那个年代缺医少药,老百姓有病能扛的就扛,真扛不过的才找医生,每次去瞧病病人的病情都比较重,真不敢耽搁。”
马诚安回忆,他刚行医没几年,一天傍晚被一阵急促的叩门声惊醒,“诚安,快去我家看看吧,我那刚出生两天的小孙女快不行了!”一位大妈急匆匆来请他出诊。跟着大妈跑到她家,马诚安一看孩子,吓了一跳,襁褓中的女婴小脸通红,全身抽搐,呼吸十分微弱。
“这孩子是脐带感染引起的高烧,得赶快处理。但当时村里没有机动车,无法快速转诊,孩子的情况十分危急,大妈坚持让我试一试。”马诚安回忆道。为了救人,他快速对女婴的脐带处进行了消炎处理,让大妈给孩子喂服消炎药。自己忙着为孩子进行物理降温,直到凌晨3点多孩子的体温终于恢复正常。这件事让他的职业荣誉感油然而生。
改革开放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赤脚医生也渐渐退出历史舞台。1984年,卫生部决定将赤脚医生改为村医或村卫生员,很多赤脚医生陆续通过培训、进修,经过考试、考核后成为乡村医生。
1988年,焦作市城区区划调整,将焦作市郊区的安阳城、九里山两个乡和待王镇划归马村区管辖,实行区带乡新体制。区划调整后,马诚安参加了马村区组织的考试,取得了新的行医证书,成为一名村医。他在家里腾出一间房当卫生所,靠着听诊器、血压计、体温计“老三样”给村民看病。
2008年,我市基层卫生工作以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为目标,积极推进农村卫生和新农合工作,大力发展城市社区卫生服务。当年,上刘庄村在进行村委会建设时,专门增设了村卫生室,马诚安把卫生所从自家的土坯房挪到了村委会大院。
近年来,我市持续加大基层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2017年,上刘庄村新建的卫生室正式投入使用,马诚安又搬进新卫生室,成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中的一员。“村卫生室有120多平方米,功能完善,有诊断室、治疗室、观察室、免疫规划室、药房、健康教育室,还添置了不少新设备。”马诚安带着记者参观新卫生室,自豪与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现在医疗条件好了,老百姓有小病在卫生室拿点药,大病患者由卫生院派救护车接送。”马诚安说,“卫生室以前是给大家救急的,以治病为主,现在主要是防病、看小病,给农民提供公共卫生服务。”
如今,马诚安到村民家不再背药箱了,而是提着访视包,内装一台健康一体机,可检测体温、血压、血糖、心电图等,检测数据可随时上传到相关管理系统,还能够进行远程医疗。
“现在医保政策好,药品价格实施零差率后,老百姓日常看病几元钱就能解决,看病费用可从居民医保个人账户里扣除,有时甚至不用拿钱。”马诚安说,“老百姓的观念发生了很大转变,防病保健意识大大增强。这样一来,医生治病的担子轻了,但给村民提供保健服务的工作量越来越大,作为家庭医生团队中的一员,我会继续做好百姓健康的‘守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