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一疏”。庆历年间，宋仁宗当朝时，包拯任监察御史。那时表面上看好像政治很清明，实际上朝政腐朽、权臣当道，豪门贵族明目张胆地贪污纳贿，被革职查办后很快又官复原职。包拯看到这种现状非常气愤，便上了一道《乞不用赃吏疏》，原文如下：“臣闻：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今天下郡县至广，官吏至众，而赃污擿发，无日无之。洎具案来上，或横贷以全其生，或推恩以除其衅；虽有重律，仅同空文，贪猥之徒，殊无畏惮。昔两汉以赃私致罪者，皆禁锢子孙，矧自犯之乎！太宗朝尝有臣僚数人犯罪，并配少府监隶役，及该赦宥，谓近臣曰：‘此辈既犯赃滥，只可放令逐便，不可复以官爵。’其责贪残，慎名器若此。皆先朝令典，固可遵行。欲乞今后应臣僚犯赃抵罪，不从轻贷，并依条施行，纵遇大赦，更不录用，或所犯若轻者，只得授副使上佐。如此，则廉吏知所劝，贪夫知所惧矣。”

  此文意思是，臣听说：廉吏，是民众的表率；而贪官，则是民众的盗贼。当今天下郡县广布、官吏众多，每天都有官员贪赃枉法的事被揭发出来。等到案件上报官府，自然有人有本事掩盖事实的真相以获得宽刑免罪，因此而保住了性命。还有些人则因获得皇上的恩典而得以减免罪刑，即使律令禁严，也只是一纸空文而已。贪鄙的官员，不会有丝毫的畏惧。从前两汉时代，那些因贪污而犯罪的官吏，子子孙孙都是严禁做官的，何况是罪官本人？太宗皇帝在位的时候，曾有几个官员犯了罪，后来一起被发配到少府监做仆役。挨到服刑期满时，太宗皇帝对左右的大臣们说：“这些人已犯过贪污罪，罢免他们的官职后听其自便，不能再恢复他们的官位。”惩办贪官酷吏，慎重授予官职，就是这样。前朝的典章律令应该遵行。在此我请求，以后凡是贪赃枉法的官吏被判刑服罪，一律不再从轻发落，应该依据法律条文行事。即使遇上大赦，他们的罪刑被减免，之后也不能录用他们为官。那些犯罪较轻的，最多也只可授予他们副使、助理之类的无实际权力的官。这样一来，既褒奖了廉吏，也警示了贪官。

  这篇奏疏集中反映了包拯“从严治贪”的廉政主张。他要求对犯法贪污的臣子，一律从严治罪，不许宽宥，并且削职为民后，永不录用。包拯为官执法严峻，不畏权贵，不徇私情。《宋史·包拯传》中说：“拯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惮之。”又说：“拯性峭直，恶吏苛刻，务敦厚。”“不爱乌纱只爱民。”很受世人的敬仰。包拯断案公正，铁面无私，不怕皇亲国戚，不惧流氓地痞，敢于为民做主。在任开封府尹时，其官府正门每日大开，老百姓可自由进出，直奔大堂告状，在当时等级森严、官尊民卑的背景下，这是一个破天荒的举措。包拯曾审理“惠民河案”“牛舌案”“京城救火案”“陈州案”等案件，打击权贵与罪犯毫不手软。当时的百姓把包拯传为救世主，“京师为之语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就是说，如果你找不到打通关节的路，也不要着急，因为有包拯做主。包拯晚年任台谏时，极力弹劾那些贪赃妄为之徒。掌管全国财政物资大权的三司使张尧佐，是仁宗皇帝的宠妃张美人的伯父，声名狼藉。张尧佐想当宣徽使，包拯坚决反对，他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先后６次弹劾，终于使得张尧佐等人丢了官。有一次在朝廷上，包拯据理力争，激动之下，口水溅了仁宗皇帝一脸。史书记载：“既降旨，包拯乞对，大陈其不可，反复数百言，音吐激愤，唾溅帝面。”退朝后，张美人问宋仁宗她伯父的事情办得怎么样，宋仁宗怒气未消地说：“包拯向前说话，直吐我面，汝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汝岂不知包拯御使乎！”包拯一生都在弹劾贪官、庸官、酷吏。据不完全统计，在他弹劾下被降职、罢官、法办的权贵重臣不下30人，有时为了一个人反复上奏，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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