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4次弹劾皇亲郭承佑，让仁宗几乎下不了台；他弹劾仁宗最亲信的太监阎士良“监守自盗”；他弹劾宰相宋庠，宋庠为人厚道、四平八稳，并无过错，包拯弹劾他身为辅臣却毫无建树，无功就是过，有点像今天所说的“为官不为”；他顶住各方压力，先后7次弹劾酷吏王逵，最终把这个宠臣拉下了马。包拯对贪官污吏弹劾到底的精神，就连仁宗都畏惧三分。当时在官场流行一句时髦语“包弹”，清官廉吏叫“没包弹”，贪官污吏就叫“有包弹”。同时代的欧阳修称包拯“清节美行，著自贫贱，谠言正论，闻于朝廷”。

  最后说“一家训”。《诗经》有曰：“大风有隧，贪人败类。”包拯在惩处“民之贼”的同时，也用自己的所作所为树立了一个清正廉洁“民之表”的光辉形象。包拯被提拔为大理寺丞、徙知端州时，当时端州特产端砚是每年都要向朝廷进献的贡品。凡在这里主过政的官员，都在“贡砚”规定的数量之外加征几十倍以贿赂朝廷权贵，此举大大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包拯一上任就坚决破除这一陋规，下令只能按规定数量生产端砚，州县官员一律不准私自加码，违者重罚。并且表态，自己决不要一块端砚。在端州任第一行政长官三年，面对唾手可得、世人爱不释手的端砚，包拯竟然“不持一砚归”。20世纪80年代，考古工作者打开包公墓穴，发现墓中确实没有一方端砚，足见“不持一砚归”当属史实。包拯为官严于律己，生活俭朴，宋朝《两朝国史·包拯传》记载，包拯“居家俭约，衣服、器用、饮食，虽贵，如初宦时。”就是说：他居家生活勤俭节约，虽然后来官至三司使、枢密副使（相当于副宰相），身份贵重，但是其穿的、用的、吃的，仍然和刚做官任天长县知县时一样俭朴。其妻董氏的《墓志铭》也有记载：“孝肃渐贵，夫人与公终日相对，亡声伎珍怪之玩，素风泊然。”宋代达官贵人素有蓄养歌伎之风，而包拯闲暇时只是与糟糠之妻对谈，而绝无声色犬马之类的娱乐。包拯辞世前留下遗言：“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仰珙刻石，竖于堂屋东壁，以诏后世。”现在，包公的这段家训，仍在合肥包公祠中。宋神宗时期，参知政事吴奎为包拯作的《墓志铭》中评价道：“包拯峻节高志，凌乎青云。人或曲随，我直其为；人或善容，我抗其辞。自始及终，言行必一……惟令名之皎洁与淮水而悠长！”史书记载包拯子孙如其子包绶、其孙包永年等，也都一直恪守家训，居官清廉，深受世人的称赞。《包绶墓志铭》载：“公既终，发遗箧，诰轴、著述外，曾无毫发所积为后日计者。益知公生平清苦守节，廉白是务，遗外声利，罕有伦比。孝肃以清白劲正光于青史，公可谓能克家者，孝肃之风，至于公而益炽也。”也就是说，包拯的儿子包绶，为官多年，死后只留下几卷著述，“无毫发所积为后日计者”。他的孙子包永年也是“了无遗蓄”，包永年的丧事由两个弟弟合力营办，土坑木棺。包拯的清正廉洁之风，到其子孙时，更加发扬光大了。

  包拯所处的时代与今天有着天壤之别，但官吏腐败现象一定程度上现在依然存在，一定时期内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依然严峻，如何才能彻底遏制腐败现象滋生蔓延？包拯《乞不用赃吏》疏里“从严治吏”的主张应当对我们有所启发，只有始终保持高压态势，才能有效遏制腐败。同时，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导致腐败滋生的各方面因素错综复杂。我们也要适应新形势、新任务，大力弘扬“以德为先”“以贪为耻”“以廉为重”的廉政文化，以壮士断腕、刮骨疗毒的决心惩贪治腐，建立“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和“不想腐”的教育机制，积极营造良好政治生态，不断取得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新成效。 （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