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括起来，欧阳修的廉政主张和政治作为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忠直”。《宋史》上说，欧阳修性格刚强、见义勇为，虽有弓弩陷坑在前，将一触即发，而他也会奋不顾身。因而，他前后几次被放逐流离，但志气还是如常不衰。有这样几件事：有一次，范仲淹因著文指陈时弊而被贬谪，在朝官员大多上章解救，只有左司谏高若讷认为应当罢黜。对此欧阳修非常气愤，就写信对高若讷进行谴责，说他简直不知道人间还有羞耻二字。高若讷将欧阳修的信交给皇帝，以致欧阳修被贬为夷陵县令。还有一次，杜衍等4人因被诬陷私结朋党而相继罢官，欧阳修慨然上疏说：“自古以来，小人谗害忠良的贤臣，其借口并不深奥。要大批地陷害贤良的人，只不过指责为朋党就够了。正直之士在朝，是邪恶者之大忌；谋臣置而不用，乃是敌人的福分。现在这4个人一旦被罢黜，而让在朝奸邪之徒弹冠相庆，四邻蛮夷之敌振臂喝彩，臣下我真为朝廷感到惋惜呀。”对此奸邪之徒更加忌恨欧阳修，并借故罗织他的罪状，致使他降职为滁州知州。最具代表性的是，欧阳修写过一篇《朋党论》。北宋共有3次朋党之争，第二次发生在仁宗时期，历史上将其归类为“新党”与“旧党”之争。新党以改革派人物范仲淹为代表，旧党以资深官僚、时任宰相吕夷简为代表。吕夷简是太宗时期著名宰相吕蒙正的侄子，久居中书省，任宰相近20年。范仲淹当时权知开封府，看到吕夷简当朝日久，权势太重，官员进用多出其门，就制作了一幅百官图，将官员资历政绩尽列图中，并进行解释：如此为序迁，如此为破格，如此为公，如此为私，同时建议皇上对宰相用人权要有所限制，不能任凭宰相任人唯亲。吕夷简知道后便借机报复，范仲淹当即反击，彻底激怒了吕夷简。吕夷简就告范仲淹“越职言事，离间君臣，引用朋党”。范仲淹被贬。吕夷简还授意御史韩缜奏请皇帝同意，也搞了一幅图，将范仲淹等人作为朋党榜于朝堂，并诏戒百官不得越职言事。欧阳修义愤填膺，写了著名的《朋党论》，指出：“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臣谓小人无朋，唯君子则有之。小人所好者利禄，所贪者财货，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反相贼害，虽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曰小人无朋。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故曰唯君子则有朋。纣有臣亿万，唯亿万心，可谓无朋矣，而纣用以亡。武王有臣三千，唯一心，可谓大朋矣，而周用以兴。盖君子之朋，虽多而不厌故也。故为君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这样公开鸣不平的精神，在当时是需要多么大的勇气。欧阳修一生几次被贬官，都跟他的这种忠直性格有关。

  二是“宽简”。欧阳修幼年时母亲曾经对他说：“你父亲做官的时候，常常在夜间点着蜡烛办理官府公文，多次停下来叹息。我问他什么事情，他便说：‘是死刑案子，我想寻求保全犯人生命的可能，却没有找到。’我说：‘生路可以寻求吗？’他说：‘去寻求生路而得不到，被判死刑的人和我就都没有遗恨了。经常为死囚寻求生路，仍然还有失误造成不该死的人被处死的，然而世间的官吏却常为犯人寻找处死的理由呀。’他平日经常用这些话教导别人的子弟，我都听熟了。”欧阳修听了这段话，终生铭记不忘。在贬职夷陵县时，没有什么排遣，就取出旧日已办的案卷反复阅览，结果发现案中是非颠倒、违法曲断的错误比比皆是，于是他仰天长叹说：“这么一个偏远的小县，尚且如此，全国就可想而知了。”体悟到驭民之道，应当临之以宽。在为政治国上，我国古代很早就形了“宽”“猛”两种方法。孔子说过：“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左传·昭公二十年》）欧阳修深悟其中要领，治政宽简相济，既顺应自然又顺乎民意。后来，凡他任职的几个郡，为政宽松简易而不烦扰，不显露治理事迹，不追求名声荣誉，因此所到的地方百姓都感到安逸。有人问他：“为政宽简，而事情并不松弛失误，这是什么原因呢？”他说：“把放纵无度作为宽，把省略必要的东西作为简，那就使政事败坏，而且百姓也会受害。我所谓宽者，是不做苛刻急迫的事，简者，是不做繁碎扰人的事罢了。 （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