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还记载，欧阳修加领龙图阁学士、任开封知府后，一改包拯严刑峻法的施政风格，采取简易实际、宽厚包容、顺其自然的做法，不求赫赫的声威，京城同样得到良好的治理。此外，宋初文人多写繁复铺陈、华而不实的骈文，宋真宗时科举考试也要求必须写这种文体。欧阳修大力提倡简易平实的文风，嘉祐二年，他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进士考试，录取苏轼、苏辙、曾巩等人，坚决不录深奥难懂的“太学体”的领袖刘几，北宋文风从此大为改观。

  三是“忧劳”。欧阳修在他《新五代史》中有一篇著名的《伶官传序》，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说后唐晋王临死时，把三支箭赐给儿子李存勖（xù，后来的庄宗），并告诉他说：“梁国是我的仇敌，燕王是我推立的，契丹与我约为兄弟，可是后来都背叛我投靠了梁。这三件事是我的遗恨。交给你三支箭，你不要忘记替父亲报仇。”庄宗受箭并将其收藏在祖庙，以后每次出兵打仗，都派人祭祀后恭敬地取出箭来用锦囊装着在军前开路，等打了胜仗回来，仍旧把箭收进祖庙。他用绳子绑住燕王父子，用木匣装着梁国君臣的头颅，走进祖庙，把箭交还到晋王的灵位前，告诉父亲其生前遗愿已经完成，“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

  可一旦仇敌消灭，天下安定下来，庄宗就不再图谋发展，开始醉心享乐，痴迷上了戏曲，还经常涂脂抹粉亲自登台，并取艺名为“李天下”。照理说，作为帝王有个政余雅好，偶尔“玩票”也无可厚非，但最不该的是因此宠信伶人。伶人就是戏子，古代在宫中只是供皇帝消遣的，是没有参政权的。但庄宗宠幸伶人后，战争刚结束未封功臣而先封伶人：官职有空缺时，也置身经百战的将士于不顾，而是让身无寸功的伶人补缺，并一步步让景进、史彦琼、郭从谦等优伶掌握朝政大权。在庄宗的纵容下，伶人不但可以自由出入宫中和皇帝称兄道弟，还能肆意侮辱戏弄大臣，弄得朝野上下敢怒不敢言。有一次伶人竟抢了驻守魏州将士们的妻女1000多人，搞得军中上下怨声四起。庄宗还让伶人充当特务，刺探群臣的言行。公元926年，庄宗听信伶人谗言，冤杀了开国大将郭崇韬，另一个立过赫赫战功的大将李嗣源也险遭杀害。李嗣源在满怀怨恨的将士们的拥戴下，宣布自立为王，进兵洛阳。这时候庄宗才想起军队，连忙整顿军队迎战李嗣源。结果刚上路，士兵们就逃走了一半。形势危急之下，庄宗便回到洛阳准备据城固守。不过令他始料未及的是，这时候他一手提拔并宠爱有加的伶人郭从谦看出皇帝已穷途末路，没有了利用价值，于是趁他吃早饭时发动政变，把他活活烧死在宫中。李嗣源攻入洛阳，只从废墟中找到了庄宗的一些零星尸骨。从庄宗得天下、失天下（在位仅三年）的典型事例，欧阳修道出自己的体会“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告诫当时北宋王朝执政者要吸取历史教训。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历史有时就是惊人的相似，一部北宋史就是“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最生动注解。宋初的几代皇帝大都不事奢华，勤于政事。特别是仁宗，为政事日夜操劳，有一次处理事务到深夜，又累又饿，很想喝碗羊汤，但他忍着饥饿没有说出来，第二天才对皇后说，如果我喝了，宫中就会形成惯例，御厨就会夜夜宰杀，为我一碗饮食创此恶例，因此我宁愿忍一时之饿。到了北宋后期，享乐之风日炽，统治者挥金如土，各级官吏蓄妾纳妓，文人士大夫怡乐悠游，城市居民蹴鞠踢毽，整个社会玩风盛行。最典型的当属宋徽宗赵佶，登基后不理朝政，不恤百姓，痴迷丹青，重用蔡京、童贯、高俅等“六贼”主持朝政，荒淫无度，后宫妃嫔如云，除了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还有“三千粉黛，八百烟娇”。就这他还嫌不够，还要乔装出宫私会青楼妓女，生生把曾经辉煌一时的大宋王朝葬送在金人的铁骑之下，不仅自己惨死异邦（据说徽宗死后尸体被架到石坑上焚烧，烧到半焦烂时，用水浇灭，将尸体扔到坑中，然后用坑里的水做灯油），连皇后嫔妃、亲生女儿等这些曾经的金枝玉叶都被金兵充作军妓，受尽折磨，其惨绝情状实在无法用言语表述。

  历史的教训惨痛而深刻。对现代人来讲，官员有点爱好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成为玩乐癖好再被奸邪之徒利用，进而演化成亡身悲剧。齐国名相管仲曾经进谏齐桓公说：“宴安鸩毒，不可怀也。”就是说贪图安逸比毒酒更害人，因为它会吞噬人们的意志，让人举步不前，误身误国。所以当今，享乐之风决不能在共产党内滋生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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