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是王安石变法中又出现了一些状况，比如“青苗法”顶层设计的本意是当农田青黄不接时，官府拿出有偿资金贷给农民，到秋收后连本带利收回。这有点像今天的政策性银行，既可以让农民渡过难关，又可以增加财政收入。本是“双赢”的好经，结果被基层的歪嘴和尚念歪了，一些贪腐官吏趁机几倍加息盘剥农民，并变成强行摊派，导致民怨沸腾。与王安石的急躁冒进、一意孤行和不通庶务相比，司马光在政治上深得中庸精髓，老练稳健而又洞明世事。《许彦周诗话》中有这样的记载，说宣和癸卯，仆游嵩山，峻极院后檐壁有诗四句云：“一团茅草乱蓬蓬，蓦地烧天蓦地空。争似满炉煨榾柮，慢腾腾地暖烘烘。”其旁隶书四字曰：“勿毁此诗。”寺僧指示曰：“此四字司马相公亲书也。”榾柮就是树根疙瘩，烧成炭火会持久温暖。以司马光当时的心态，是不是希望改革要慢慢来呢？我个人认为，司马光与王安石的政见不和，在本质上都是为国为民的纯粹君子之争，绝不是为了一己私利，都有居庙堂之高和处江湖之远的忧患之思，也都有扶大宋江山与解百姓倒悬的宏图大略。王安石在痛恨司马光之余由衷地道出：“司马君实，君子人也！”司马光对王安石的看法也仅是“介甫无它，唯执拗耳。”就是说王安石只是脾气有点倔罢了。面对身为副宰相的王安石的咄咄逼人，司马光识时务地选择了隐退。曾有人劝司马光弹劾王安石，司马光却一口回绝了他们：王安石没有任何私利，为什么要这样做？在洛阳，司马光写了一首《客中初夏》的七言绝句：“四月清和雨乍晴，南山当户转分明。更无柳絮因风起，惟有葵花向日倾。”表示自己不会像柳絮那样随风摇摆，而要像葵花一样忠心不二，虽然暗含对王安石变法的不满，但绝非恶语中伤。后来苏轼也写了一首《花影》：“重重叠叠上瑶台，几度呼童扫不开。刚被太阳收拾去，却教明月送将来。”王安石变法失败后，主持改革的“新党”被称作“熙丰小人”（即神宗两个年号熙宁、元丰的合称），苏轼把改革派比成“阴影”，两诗相比，司马光显然要恢宏大气得多。

  至勤。有人说司马光的一生主要就干了两件事，一件事是反对王安石变法，另一件事就是编写《资治通鉴》。宋神宗熙宁年间，司马光上疏请求外任，后居洛阳15年，主持编撰了294卷近400万字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司马光建了个独乐园，既是寓所，也是书局，其书局在汴京时已奉诏成立，到洛阳后，便把书局由汴梁迁到洛阳。在写《资治通鉴》期间，他用圆木做了一个枕头，取名“警枕”，意在时刻警惕自己不要贪睡：头枕在这样一块圆木上，进入梦乡后，身子只要稍微一动，“警枕”就会滚动，将自己惊醒，惊醒后的司马光立即起床，继续握笔写书。《资治通鉴》从发凡起例至删削定稿，司马光都亲自动笔，不假他人之手。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臣今筋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谓，旋踵而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司马光为此书付出毕生精力，成书不到两年，他便积劳而逝。《资治通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也是最大的一部编年体通史，全书共294卷，上起战国初期，下迄五代末年，横跨1362年，以年月为经，以史实为纬，顺序记写，对于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进行了深刻睿智的总结概括和分析评价，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宋元之际史学家胡三省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新注资治通鉴序》）

  至廉。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曾为兵部郎中、天章阁待制，担任过皇帝的顾问，官居四品，一直以清廉仁厚享有盛誉。司马光15岁之前一直跟随父亲，耳濡目染，一生“于物澹然无所好”。北宋士大夫有纳妾蓄妓的风气，司马光和王安石、岳飞一样，是极为罕见的不纳妾、不蓄妓之人。妻子张夫人终生未育，一次，她背着司马光买了一个丫头。丫头指着一本书：“请问先生，中丞是什么书呀？”司马光板起面孔拱手答道：“中丞是尚书，是官职，不是书！”丫头无趣，失望地走了。还有一次，司马光到丈人家赏花，张夫人和母亲又偷偷地安排了一个美貌丫鬟。司马光生气地对丫鬟说：“走开！夫人不在，你来见我作甚！”司马光后来收养了族人之子司马康作为养子。 (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