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编修《资治通鉴》时，由于天气炎热，因而司马光就挖了一间地下室用以避暑。当时，大臣王拱辰亦居洛阳，宅第非常豪奢，中堂建屋三层，最上面一层称朝天阁，洛阳人戏称：“王家钻天，司马入地。”妻子去世后，清贫的司马光无以为葬，只好把仅有的三顷薄田典当出去，置棺理丧。嘉祜八年三月，宋仁宗诏赐司马光100余万元、珍宝丝绸无数，但他坚辞不接受。司马光年老体弱时，其友刘贤良拟用50万元买一婢女供其使唤，司马光婉言拒之：“吾几十年来，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有纯帛，多穿麻葛粗布，何敢用50万元买一婢乎？”司马光在朝执政仅一年半，便与世长辞，“京师人为之罢市往吊，鬻衣以致奠，巷哭以过车者，盖以千万数”，灵柩送往夏县时，“民哭公甚哀，如哭其私亲。四方来会葬者盖数万人，且家家挂像，饭食必祝”。

  至俭。在《训俭示康》中，司马光说：“有德者，皆由俭来也。夫俭则寡欲，君子寡欲，则不役于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则能谨身节用，远罪丰家。故日：俭，德之共也。侈则多欲，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丧身败家，是以居官必贿，居乡必盗。故曰：侈，恶之大也。”文中“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两句话，已成为人们传诵的名言。司马光在任谏官期间，把劝俭戒奢，作为谏诤皇帝的最重要内容之一，只要是发现皇帝有骄逸过分的行为，他都能不避斧钺之诛，极尽谏诤之职。司马光一生以俭律己励人，“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司马光的“贤愚多财论”来自这么一段史实，汉初疏广及其兄疏受分别担任过汉宣帝的太子太傅、太子少傅。二人告老还乡时，宣帝赐给二人黄金20斤，皇太子赠黄金50斤。回到家乡后，兄弟二人变卖金子置办酒食，请亲戚朋友同享皇帝的恩赐。有人劝疏广，用这些黄金为子孙购置产业。疏广说:“我难道糊涂到不顾及子孙了吗？我是想让子孙们在自家的土地上勤劳耕作，过普通人的生活。如果我用这些金钱为他们增加财富，只会使他们懈怠懒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唯如此，才能近则免祸，远则惠及子孙。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益增其过。”对于“贤而多财”，汉朝有个例子。在开国的时候，刘邦共分封了100多个功臣，土地、房屋、粮食、奴仆、金银财宝应有尽有，但经历100多年之后，据史学家统计，绝大多数功臣家道中落，有的功臣子孙坐吃山空后甚至流落街头。在仅存的十来个功臣家族中，最长盛不衰的当属萧何家族。萧何在当初分封土地时，专拣别人挑剩下的贫瘠土地。萧何自有他的道理。他认为土地贫瘠，如果子孙不努力耕种，就会没饭吃，不仅要勤劳耕作，还要勤俭持家，这实际是一个砥砺意志的养贤育贤过程，况且萧何死后也不留什么遗产给子孙。可见这位足智多谋的老丞相是深谙“贤而多财”的害处。对于“愚而多财”，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历史，石崇、严嵩、和绅这些富可敌国的大聚敛家、大守财奴最后的下场及带给家族子孙的祸殃，就可明白他们确实不是真正的“智者”。史书记载，严嵩的“家赀亦称亿万元，凡人世所应用之物，无论用与不用，靡所不备”。对于严嵩的抄家工作前后持续了20余年，严嵩在被抄家后，其部分家产被整理成册，取名《天水冰山录》公之于世。《天水冰山录》的书名取“太阳一出冰山落”之意，正可作为后世贪官之警戒。

  朱熹在《三朝名臣言行录》评价司马光：“公忠信孝友恭俭正直出于天性，其好学如饥渴之嗜饮食，于财利纷华，如恶恶臭；诚心自然，天下信之。退居于洛，往来陕洛间，皆化其德，师其学，法其俭。有不善曰：君实得无知乎！博学无所不通。”的确为后人树立了一个难以超越的标杆。对于各级党员干部来讲，财产这个东西，到底给后代留下多少是个尽头？它到底能给贤愚不肖各色子孙带来什么样的吉凶祸福？林则徐有过进一步的分析：“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祸。”当今，有些领导干部总想利用手中的权力，为子女积累财富，那些形形色色的“坑爹”事件，到底是“子坑爹”还是“爹坑子”。2005年，全球首富比尔·盖茨发表惊人声明，宣布将来会把财富全部捐献给社会。“国计已推肝胆许，家财不为子孙谋”。对曾经宣誓过为人民事业奋斗终生的共产党员来说，唐代诗人罗隐的这两句诗，是不是应当成为座右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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