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9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朱镕基副总理，在全国分行行长反腐败工作会议上说：“我在上海工作时讲过，‘人不畏吾严而畏吾廉；人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生明，廉生威’，周谷城先生听到后说这段话很好。这段古代名言，我从小就会背诵，就是不知道是谁说的，你们大家有兴趣，就帮着查一查，查到出处后能把它完整地背熟就更好了。”朱镕基在许多会议上反复推荐曹端的“公廉”名言，并破例为日本友人书写“清正廉明”题词，录以自勉。那么，今天我们就重点考察一下这句话的来龙去脉，看看它从何产生，中间经历了怎样的演变，以及对于当今干部廉洁从政又有什么样的启发意义。

  首先，这句话发端于明初的曹端。前面说过，曹端毕生致力于理学研究，被誉为“明初理学之冠”，著述甚丰，唯有在从政方面“述而不作”，没留下太多著作，他的“公廉”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为官实践中。曹端虽然是一个小小学正，然而也事事处处以“公廉”要求自己。他在霍州16年，在蒲州4年，皆以“公廉”闻名。明史《曹端传》记载，有家长和学生送礼，他一概不收；学生或郡人有困难，他马上出手相帮；碰到州官理事不公，他敢入衙相辩；遇到灾荒年，他便入州署劝州官开仓放粮。曹端曾经三次到西安担任陕西省科举考官，他对同僚说：“取士要在公平，譬如盖房，用一朽木，必弃一良材。”有一次，一个考生拿着上级官员写的书信，请曹端关照。曹端看罢，提笔写诗一首：“天道原来秉至公，受天明命列人中。抡才若不依天道，王法虽容天不容。”此人惭愧而去。从此之后，再也没有人写书信来开后门了。还有一次，曹端在试院，确定完考生名次后，大书曰：“至公无私，鬼神鉴察。”主持科考的大臣及参与阅卷的同事，看到后无不佩服和赞扬。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曹端在霍州的弟子郭晟，科考中举，被朝廷任命为西安府同知（可能相当于现在的副市长）。当时，曹端已改任蒲州学正。郭晟上任前，专程取道蒲州面谢老师并拜求为政之道。曹端教导说：“其公廉乎！古人云：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意思是说为官者只要处事公平、公正、公开，才能明察，老百姓才能听从政令，不敢怠慢。为官者只有廉洁，才能树立权威，下面的贪吏们才有所畏惧，不敢欺骗上级。郭晟把老师的为政教导作为座右铭，“历九载以公廉称”，后升任西安知府，当上了正职。

  其次，这句话发展于明朝的年富。曹端的“公廉说”传出后，不久即被明朝各级官员作为“官箴”，刻于石碑，作为座右铭。据考证，曹端的这则名言，曾由时任山西巡抚的年富（后任户部尚书）在后边加上“公生明，廉生威”六字，作为官箴；后被泰安知州顾景祥于明弘治十四年（公元1501年）刻成“官箴碑”树于泰安府衙（现存西安碑林），成为我国最早的一块官箴刻石；后又被无极知县郭允礼（后升至通判）于明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镌刻于石，立于县衙，现存河北省无极县政协。这里我们重点说说年富。年富（公元1395-1464年），历事明成祖、明仁宗、明宣宗、明英宗和景帝（即代宗）五朝，先后在地方和中央任职。不论走到哪里，他都清廉刚正，始终不渝，堪称一代名臣。有这样几件事：一件事是，明朝优待僧道，僧人道士可以免去各种赋税徭役。一些人为了逃避赋役，往往冒为僧道。这些累以万计的僧人道士平时不耕不织，完全成为一个寄生阶层。他们甚至“拥妻妾于僧房，育子孙于道舍”，有伤风化。针对这一弊端，年富上疏皇帝，请求责成礼部检查各处寺观，发现未经正式剃度的僧道，一律令其还俗复业，隐占者也逮问还俗。另一件事是，明初为防御蒙古族的侵扰，在北部设立了三个军事重镇，又叫三边，都驻有重兵，依赖内地的供应。因此，每年都要役使大量军卒和百姓长途运送粮食，百姓劳苦不堪，而一些豪猾乘机获取奸利。年富根据路途远近，重新确定征派赋役的数目，粮食出入也严格进行登记查核，堵塞豪猾从中图利的漏洞。结果，“宿弊以革，民困大苏”。还有一件事，当时对贪赃官吏比较宽容，轻者不问，准予复职；重者只要立功，就可以赎罪复职。结果造成一些赃官毫无顾忌，逍遥法外。年富上疏朝廷，提出严惩贪赃，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由于他不畏权贵，刚正不阿，因此“威名重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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