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1948年10月，焦作全境相继解放。此时，作为黄河中下游重要的节点城市，作为黄河千里长堤的起点城市，刚刚解放的焦作人民便以前所未有的革命热情，迅速投入到了人民治黄的历史洪流中，在全国人民治黄史上树立了典范。

  沁河大樊堵口、人民胜利渠建设、杨庄改道、黄河北围堤抢险……在一次又一次的人民治黄历史事件中，都闪动着焦作人民光辉的身影。

  沁河大樊口，位于武陟县三阳乡大樊村。历史上，这里曾多次决口，造成大片流泛区，危及100多个村庄、数十万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而原本要流向黄河的沁河水却由此流向东北方向，经武陟、修武、获嘉、辉县、新乡等区域，最后在新乡夺卫河入京杭大运河北段。1938年，国民党政府在试图扒开黄河花园口时，也曾考虑扒开黄河北岸沁河口附近的任何一处堤坝，使沁河水一泄而下，阻挡日军进攻。庆幸的是，1938年沁河大樊口未被决堤。而在抗日战争期间，为了战争需要，中国军队和日军却多次在此处相互扒口。

  由此可见，沁河大樊口不仅仅会对沿线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造成重要影响，而且还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1947年夏，洪水暴涨，原本就摇摇欲坠的沁河大樊口决堤。据资料显示，此次大水造成面积约400平方公里的流泛区，受灾村庄120个，受灾民众20多万人。

  谁来缚住“水龙”？此时的国民党政府已自顾不暇，但受灾群众终究还是看到了希望的曙光。1948年10月，焦作全境相继解放，人民政府要为群众办得第一件实事就是“堵住大樊口，永绝后患”。沁河大樊堵口是新乡、焦作地区人民治黄事业的开端。

  于是，当年19岁的郭世恩和2000多名当地群众一起成了沁河大樊堵口工地上的民工。

  如今郭世恩已是92岁的耄耋老人，但精神矍铄，谈起当年大樊堵口的事情仍有清晰记忆。他说：“大樊口经常决堤又复堤，造成一大片不长庄稼的流泛区。我十几岁的时候去焦作拉煤经过流泛区，路都不能走。武陟解放后，听说人民政府要带着大家堵口，群众都踊跃报名，我也不落后。”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1949年2月，沁河大樊堵口战役正式打响。

  抬土、打夯、捆柳枕……工地上人欢马叫。郭世恩回忆：“当时的冀鲁豫黄委会非常重视此次大樊堵口工作，从山东、山西调来许多技术人员，曾参加过花园口堵口的许多技术人员也到这里来指导工作。那时候，大家在工地上不仅能看到本地人，还能看到许多穿着紫花布衣帽的山东人和穿着黑衣白褂的山西人，他们干劲都很大。我在工地上主要负责抬土，挖好的土就用箩筐挑，我们本地人不如山东人会挑担子。”

  郭世恩接着说：“大樊堵口主要用料是木桩、麻绳、树稍、玉米秆，玉米秆都是附近几个县的群众送来的。当时收料不给钱给小米，因为粮食紧缺，老百姓也都愿意要小米不要钱。”

  因为当上了大樊堵口工地的民工，郭世恩成了家里的顶梁柱，他每天都能从工地上领回4公斤小米。有了粮食，郭世恩干活起劲。工地上党员干部带队冲锋，与人民群众同吃同住，也让郭世恩深深地感受到了大家庭的温暖。

  然而，沁河大樊堵口工程并非一帆风顺。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大樊口终于合龙。然而好景不长，一次阴雨天它被再次冲毁。针对此事，华北水利委员会严厉批评了冀鲁豫黄委会，当时主要负责此次工程的冀鲁豫黄委会第五修防处进行了深刻检讨。

  1949年4月1日，第二次堵口开工。冀鲁豫黄委会派驻开封办事处的工程师徐福龄坚守工地。

  “第二次堵口比第一次堵口难，难就难在原料供应上。那时候的沁河水大得很，十几米长的一根柳枕，推进去就没影了。所以，要用大量原料。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在冀鲁豫黄委会的支持下，周边只要能用得上的原料群众都往堤上送，谁看了都感动！”想起当年从上至下支援沁河大樊堵口工程的场景，郭世恩老人仍激动万分。

  又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努力，沁河大樊口终于堵上了，沁河水回归黄河！当时的华北水利委员会对第五修防处通报表扬，当时的太行第四专区还派来戏团唱戏庆祝，人民群众人人欢欣鼓舞！

  曾任水利部副部长、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的王化云在《我的治河实践》一书中这样谈到此次沁河大樊堵口：“今后黄河、沁河还会不会发生决口？我们希望没有，永远没有，但也很难预料。因此，这次堵口的经验教训仍然是十分珍贵的。”

  堵口成功了！郭世恩兴奋不已。由于表现突出，他由民工成长为维护黄沁大堤安澜的一名正式工作人员。郭世恩说：“那时，我每天能领到3公斤小米，虽然还没干活时多，但我很满足。”

  70年来，郭世恩从来没有忘记一件事。那时，他给刘明朗段长当通讯员，时常跟着刘段长一起上堤巡查。他骑自行车，刘明朗就骑马。他骑马，刘明朗就骑车。当时的段长们多数配有一杆枪，郭世恩就替刘明朗背枪。背着枪、骑着马，看着波澜壮阔的黄河风光，郭世恩感觉这是他有生以来最神气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