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儿”，是一句家乡土话，其实是“住”的转音，意思相当于英语的“Stop”。

  影视导演们是在片场对演员喊“Stop”，我大爷爷却是躺在里间的床上对我们喊“转儿”。这个“我们”包括我们三个七八岁的小弟兄，还有街坊上一些十几岁的叔叔、哥哥，人数时多时少，我们围坐在外间的方桌旁边，在油灯下劈劈啪啪打算盘，练习大爷爷出的珠算题。

  大爷爷特别重视打算盘，那是他的安身立命之本。

  大爷爷是个传奇人物。他的父亲四十岁左右就去世了，他们五男二女姐弟七个跟着母亲艰难度日，大爷爷那年才十五岁，五爷爷才出生七十天。大爷爷毅然从私塾辍学，到亲戚家的商号里当了学徒，肩负起了养家糊口的重担。当学徒，对大爷爷而言不仅仅是打工，而是另一种学习。他学读书识字，学打算盘记账，学经商知识，学成了经商之技后自立门户，兴起了小康之家。所以他特别重视教育子弟读书识字打算盘，他的弟弟、子侄和孙辈十几个人都是他开的蒙，我四岁就跟着他学认字了。

  大爷爷脾气暴躁，那是个性使然。他对后辈的教育很严厉，不仅仅是出于个性，也是责任感使然。他的嫡孙女、我的大姐刚学打算盘的时候，某次背除法口诀：“二一添作五，逢二进二……”爷爷吼一声：“啥？”大姐继续说：“逢二进二。”“啥？”“逢二进二”。三声质问，一句比一句更严厉，三声回答，声声透着自信。大姐的第三声回答刚刚出口，大爷爷的竹烟袋锅子已经抡在大姐的头上。就在烟袋锅子落在头上的同时，大姐说出了“逢二进一”。大姐今年七十五岁了，也到了容易怀旧的年纪。我们每聚在一起，话题常常集中在我们家族的两个传奇人物——曾祖母和大爷爷身上，大姐也常常会讲起这个故事。她说，那一幕，她至今不忘，除法口诀也至今未忘。

  在这样严厉的爷爷的口中，那沉闷的一声“转儿”，自然会令我们心悸。

  我们学习打算盘的时候，大爷爷已经七十多岁了，体力已然衰退，而且堂屋里座位有限，他就躺在里间的床上。其实他也用不着坐在我们跟前，他躺在里间的床上实行“声控”教学就足够了。

  大爷爷让我们做练习题采取两种形式。一是出一道题让我们共同做，各做各的，做完以后各人报出自己的答案，凡做错了的要重做，还要念出口诀，一旦口诀念错，大爷爷就会在里间喊一声“转儿”。二是单个教练，每人一道题，要念出口诀，他一旦听出谁念错了口诀，就会喊一声“转儿”，出错者就得重做了。我们常常惊异他是怎么知道我们出了错的。想来，他的心中必定有一个算盘在，就像象棋大师与人下盲棋一样，胸有全局，何必要看？

  那时候正是生活困难时期，星期天、假日里和下午放学以后，跟着大爷爷挖野菜是我们的必修课。这时候，田野里处处都是我们的课堂，大爷爷对我们的教育大部分是在田野里完成的。他讲古人囊萤映雪、凿壁偷光、悬梁刺股的故事，讲“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道理，讲关于丹河、关于长平之战的历史人文典故。最有趣是教我们认字了。“家有三个‘人’，天天有人寻。脸上画一道，立刻不见‘人’”，那是要在三个“人”字上各加一画，使其变成另一个字；“家有七个‘大’，生来会说话，脸上画一道，立刻不见‘大’”，那是要在七个“大”字上各加一画，使其变成另一个字。他也给我们出口算题：“一千零零一根针，仨半老婆分。只许分停当，不许撇断针。”算这道题需要小数概念，对没有小数概念的我们是很难计算的。“村头一个潭，也有蛤蟆也有蟾，数头三千六，数腿一万三。”蛤蟆是四条腿，蟾是三条腿，这是一个鸡兔并笼问题。

  有时候，大爷爷会让我们在树下休息一会儿，所谓休息，其实是换了一种上课的方式——在地上画一个算盘，捡一些树枝、草棍当算盘子儿，让我们“打”算盘。

  大爷爷的珠算教育，让我们受益无穷。他的四个嫡孙，一个是大学教授，两个是具有会计资格的农民，至今仍在私营企业做财务工作。另一个虽然是在党政部门工作，他十四岁参加工作当营业员却是得益于八岁以前打下的珠算功底。我的伯父、父亲的口算功夫也让我目瞪口呆。而我，在书荒年代也曾苦练过“左右开弓”打算盘的功夫，不过后来阴差阳错学了文科。

  大爷爷的珠算教育，使我对算盘有了难以言传的感情。二十多年前往市里搬家的时候，我带来了那个我明知根本用不着的算盘，木料全是楠木的，轴是牛角的，沉甸甸的，只是四角镶的铜片已然脱落，难以保持准确的矩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