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5岁的女儿突然问我：“爸爸，什么是煤油灯？”一个天真的问题让我一时难以回答。是啊，女儿对煤油灯的认识是那样的陌生，但对我来说，那似乎就是昨天的事情。

  1980年，我上小学五年级。冬天要上夜自习了，那时的农村还没有完全用上电，学校更是时常停电。老师就要求我们每人准备一煤油灯。少数宽裕人家的孩子用蜡烛，对于我们这些穷孩子来说，能用上大拇指长短的一小截蜡头就算是一种奢侈。无奈，我在好友靳小团的帮助下，找了一个空墨水瓶，用薄铁皮卷成一个筷子粗细、2寸来长的管子，算是灯芯管，也叫灯管；再将薄铁皮裁成铜钱大小，在中间凿个孔，孔的大小刚好插进灯管，做成灯帽。灯帽的作用是固定灯管和隔离火焰。将灯管插入灯帽中，然后再把草纸卷成细卷儿，做成灯芯，插入灯管中；根据墨水瓶的高低调整好灯芯，这样，一个简易的油灯就做成了。

  我和小团高兴地拿着自个做的煤油灯到供销社打油。按当时的物价，3毛就能打上一斤多的煤油。家里没钱，母亲就给我一个鸡蛋，到供销社和小团每人换了满满一墨水瓶的煤油。灯芯插入瓶中，清亮透明微微泛黄的煤油慢慢地顺着草纸的纤维渗透了灯芯。划着火柴，“腾”的一下就燃着了，火焰带着浓浓的黑烟。

  我对自己做的油灯珍爱有加，每天擦得亮铮铮的，放学了，把它端回家，到上夜自习时才拿到学校，生怕被谁碰着摔坏。

  一天，我家来了一个穿着讲究的大婶，还带着一个四岁的小男孩。我悄悄地问妈妈：“他们是干啥的？”妈妈低声告诉我：“大婶是城里来的工作组，轮饭吃，今天该在咱家吃饭，你要学乖些，不许闹。”我点点头答应了。妈妈专门炒了两个鸡蛋，蒸馍时另外多蒸了两个白面馍（我们平常吃黄窝头），把我馋得直流口水。记着妈妈的话，我就拿出煤油灯（也是我唯一的玩具）和小男孩在一边玩。小男孩也觉得怪希奇的，摸摸那儿看看这儿，我们很快就混成了好朋友。谁知，小男孩不小心把我的煤油灯给摔碎了，我哭着要他赔，他躲到他妈妈的身后也哭了。我们俩的哭声惊动了母亲，母亲朝我的屁股上拍了两巴掌。受了委屈，我哭得更凶了。工作组的大婶很抱歉地拉起我，替我拍去身上的灰尘：“别哭，别哭，大婶赔你，大婶给你买新的......”母亲赶紧说：“别理他，小孩子不懂事。”又说：“你尽管吃饭，别吓着你孩子。”

  工作组的大婶带着男孩走了，母亲在收拾碗筷时发现在碗底压着两毛钱。母亲自言自语地说：“粮票都给过了（当时工作组在群众家吃饭付给粮票，作为伙食费）怎么还多两毛钱？”母亲立即明白那是大婶对我的赔偿，当时的两毛钱足够买一盏像样的新油灯。母亲慌忙放下手中的活儿，追出老远，硬是把钱退还了大婶。

  第二天放学回来，我意外地发现家里多了一带玻璃灯罩的高脚油灯，我惊喜地奔上前，用手摸着新油灯，看了又看，摸了又摸，喜欢极了。母亲告诉我，这是大婶托人送来的......

  往事讲完了，女儿还沉浸在近乎神话的故事里。那些逝去的岁月固然令人想念，但更让我们感到肩上的负担沉重的是，怎样使我们的后代记住过去那段难忘的岁月，引导他们努力去开创属于他们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