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儒家学派的主要人物，几乎都是公认的著名教育家。比如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程颐、程颢、朱熹、王阳明等，有教无类，广收门徒，不遗余力宣传儒家学说，他们一生都有长期从事教育的经历。之所以如此，不仅是孔子、孟子他们的学识为当时世人所景仰，愿意追随从师于他们，更是由儒学所要承载的社会责任决定的——即社会教化的作用。有人说，中国封建社会统治者治世的内核是外儒内法，即用法家所主张的法律约束规范人们的行为，用儒家所主张的教化约束规范人们的思想。要实现教化功用，就离不开教育。因此，一位真正的儒家学者就必须懂得教育。韩愈自然也在其列，在他的仕途履历中，曾先后数次担任四门博士、国子监博士、国子监祭酒等，专司教育之职。韩愈在成为唐代最杰出的儒家代表人物同时，也成为了一代杰出的思想教育家。

  思想的高度，是衡量一种文化、一个民族文明程度的标尺。历史上，这种标尺通常是通过某位先哲的行为思想体现的。尽管这种标尺的排序不断被替换，但我们从他们旁边走过时仍会肃然起敬，因为文明的传递和超越便是这些标尺的使命。维系传递文明，离不开它的使者——老师。古往今来的学者无不以追求真道为己任，如何对待师与道的关系，是每个学者都绕不开的命题。中外有三位先哲对此的论述寻味起来很是精彩。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也。”他不但讲了学习需要多么谦逊的态度，并且还说了值得我们请教的老师无处不在，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道理）无处不在。几乎与孔子同时代的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他讲尊重自己的老师，但在真理面前学生自是应该当仁不让。韩愈则说的更卓绝：“道之所在，师之所在也。”尽管他说的“道”是孔孟之“道”，我们不妨把它拓展为“真理”加以理解，即有真理的地方，就是老师所在的地方。

  道乃师所存。韩愈这一震古烁今观点的提出，对于今天的我们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它告诉我们，面对人类文明成果，我们应该以谦虚的姿态和开放的胸襟去学习、包容和接纳。这一观点和近代文化巨人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确有异曲同工之妙。鲁迅先生说，没有拿来主义，就没有新文艺，没有拿来主义，就没有新人。这两个观点讲的都是我们如何学习对待先进文化的应有态度。因此，我们不能不感叹韩愈、鲁迅这些先哲们在学习教育方面留下的充满睿智的思想理念是何等的宝贵。

  “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观点，出自韩愈名篇《师说》一文。该文问世后，当时柳宗元以“抗颜为师”论之，后世学者遂多以“为师之道”作为该文的主旨，但是今天我们认为韩愈的《师说》讲的是“从师为学之道”。首先韩愈提出了为何要从师，即惑不从师其为惑。这其间，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区区11个字，把老师的职责讲析的透彻明了。韩愈从哲学的角度以老师的三个功能给“老师”下定义，也应算是他对教育事业做出的一个贡献。接着，韩愈提问并回答了：师在哪里，即“道之所在，师之所在也。”据此，韩愈进一步以“道”为核心，讲述如何从师为学。他说，以“道”来衡量师生关系，老师与学生的区别只在于“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所以，主张 “无常师”，长、少、贵、贱都可以为师；以“道”来衡量学习态度目的的对错，“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只求读通经义的字句，而不求获知 经义的实际含意。是“小学而大遗”等。再则，从《师说》的教辅对象来看，韩愈是写给学生李蟠的，而非国子监博士或是其他私塾老师的，所以说，韩愈的《师说》应当是从师之说。

  细究韩愈的一切教育活动，可以说都是围绕宣扬儒家学说展开的。一是其直接的教育行为，其中包括他在国子监的教学经历，有关诗文著述，以及在阳山、潮州、宜春等地兴办学堂等。二是对儒家主要人物和经典重新定位。韩愈刻意抬高孟子，宣传其为继孔子之后的儒学正统地位；强化《大学》作用，使之进入“四书”之列，这些对后世儒学的发展走势都产生了极大影响，同时也奠定了韩愈在儒学教育史上成为一代宗师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