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天缘与地缘里的怀川故事

  （四）苏忿生与十二邑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道理所在，是一方人的生存方式与生活方式，经过代代人所经所历的沉淀，不断地增益有利于人与一方水土的和谐与相亲，匡除有损于人与一方水土的抵牾与相恶，最终形成一方水土与一方人之间都能够很乐意地去接受，去来往，去进行各自理想上的创造活动。这是一方水土与一方人的文化化性格，在潜移默化里加减乘除所形成的根蒂。进而使一方人身体方式习惯之后，生生不息里才能够自觉地完成身与心通过血脉传承而产生的潜移默化。但是，这句俗话说得似乎还不够全面，勉为其难，应该指出的是，这句俗话说得还不够高瞻远瞩。这就是说，我们在发现部分真理的激动中，忽略了对真理在内涵完整上的关照与体悟。我觉得，我们缺少了在心里头的抬头看天，忽略了自然气象对一方水土与一方人的影响与在意。

  古老的《尚书》在这方面提醒了我们。

  《尚书正义·立政》卷十七第二十一中载：

  周公若曰：“太史，顺其事并告太史。司寇苏公，式敬尔由狱，以长我王国。忿生为武王司寇，封苏国，能用法。敬汝所用之狱，以长施行于我王国。言主狱当求苏公之比。比，必二反，又如字。兹式有慎，以列用中罚。”此法有所慎行，必以其列用中罚，不轻不重，苏公所行。太史掌六典，有废置官人之制，故告之。

  这里所说的“司寇苏公”，叫苏忿生，是周武王定鼎周室的功臣，被封为周朝的开国司寇，相当于后来的刑部尚书。孔颖达在疏“兹式”至“中罚”中《正义》曰： “此刑狱之法，有所慎行，必以其体式，列用中常之罚，不轻不重，当如苏公所行也”。意思是说，苏忿生虽然集周朝司法大权于一身，但是非常谨慎。对于“刑狱之法”，不仅厘定准确，而且“列用中常之罚，不轻不重”，就像苏公人性秉持里的温和平常与品行操守里的是非分明。很有趣的是，孔颖达老先生在这里把苏忿生的性格与为人，说得很像我们豫西北三百里怀川的气象与物候。在地理分野的经纬交割上，我们怀川属于内陆气候中的温带，并且春夏秋冬，四季分明。苏忿生性情里的“中常”与怀川温带气候里的“中常”，怀川一年四季里气候的“不轻不重”与苏忿生行司寇“中常之罚”里的“不轻不重”，粗粗看起来是一种天人所隔，很难让人联系在一起。但是天心与人愿如果行驶不到一处，不能达到一种默契与共识，不能实现一种和睦相处，人就必定遭致自然的惩罚，为甚者还会被自然淘汰出局。这就好比人们要过一条河，用土石等材料把河填起来过河，还是在河上搭一座桥过河，其结果是截然不同的。填河为路，是人对自然的粗暴与不友好，违拗河水的自然流行。轻则会冲垮人对河流的填堵，把人的过河又重新化为一种不可能，重则造成河水的汜滥，甚至对人的生命与财产造成危害。于是，必须进行一种“中常”的选择：也就是使人既能很好地过河，又不能影响河的正常水流。于是，遇河架桥，就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最古老的故事之一。苏忿生生于怀川，长于怀川，怀川气象与物候对他的影响，或许连他自己也不能很清晰地意识到，然而怀川自然与物候的如常变化，“不轻不重”地与人交往，不知不觉里就会为他注入了识物断事的心理依据与行为依据。行天容之事，不仅仅是我们怀川人最古老最朴素的思维依据，也应该是我们华夏民族乃至全人类在认识论上最古老最朴素的哲学观念。

  苏忿生的确是我们怀川人，多种文献与史料可以把他的占籍问题，说得清清楚楚。《太平寰宇记》卷之五十三中据《左传》载：“‘武王克商，苏忿生以温为司寇。’其田有隤、怀。”《尚书正义》曰：“成（公）十一年《左传》云：‘昔周克商，使诸侯抚封，苏忿生以温为司寇’是‘忿生为武王司寇，封苏国’也。‘苏’是国名，所都之地其邑名‘温’，故传言‘以温’也。”《左传·隐公十一年》也载：“王取邬、刘、蔿、邘之田于郑，而与郑人苏忿生之田：温、原、絺、樊、隰郕、攒茅、向、盟、州、陉、隤、怀。”以上三种史籍互为佐证，苏忿生的封地，就是如上我们怀川范围内的这十二邑，即便今天，除孟津外，也几乎全部包括了怀川的土地。其中有我们今天的沁阳（邘、絺、隰郕、州、陉），还有温县（温）、武陟（怀）、济源（原、向）、修武（攒茅、隤）、孟津（盟）等地。

  《周礼·大司寇》云：“刑新国用轻典，刑平国用中典，刑乱国用重典。”周武王选择开国司寇的时候，一定与弟弟周公旦交换过思想，并且他听从了以仁与礼名世的弟弟的意见。周公旦强调与坚持选用苏忿生的原因，也一定是看重了苏忿生性情与为人的“不轻不重”，行事处置上的恰如其分。事实已作出历史性佐证，这里不应该是我用墨着力之处。须要庖丁解牛的是，苏忿生此人的性情与为人，与怀川气象、物候神秘而又必然的联系。

  苏忿生是第一位走进中国历史的怀川人。大凡垂名青史或钉在耻辱柱上的历史人物，都一定是在中国历史上弄出了让时代振聋发聩的声响。那种能够穿越时空隧道的声响，掘地溯源，究其根底，应该无一不是其人性情素质，在他们所经所历之事的藤上结出的香瓜与毒果。鞭辟入里，在他们的盖棺论定上，除却祖宗的遗血之外，应该把最终结的原因归究于自然环境的对他们关于命的影响。应该说，这是对历史负数的一种宽容，宽容的原因不是姑息养奸，而是一种以极大的耐心，提出对历史罪恶的斧钺与匡扶。说到底，这是对人最为艰巨的一种建设，是对人类文明最为艰巨的一种推动。尽管人文环境的影响不容小觑，但对于大人物来说，自然环境对他们人性素质的建设与破坏，或许在今天仍被忽略中显得尤为值得考究。其实这已超出历史意义上的诠释与考据，而是罪恶在枪声之后才真正开始的哲学与文学。

  在我们怀川的历史上，苏忿生应该是这一方水土以及气象与物候的代表人物。他把自己的性情与操守涵养得等同于一方天地的时候，他就不能不是我们历史的怀川成了气候的人物。人的成长应该留心气候，永远不犯错误的自然气候，是人在心存敬意里应该学习与模仿的楷模。国之中河之内的怀川，是人类遥远的童年最初选择的栖息地之一，那种与人之初的性情，可以流畅对接和交融的自然气候，无疑对我们一代代怀川人，是一种类似于母亲一样的抚养与哺育。

  我想，人对于故乡的依恋，在可以说得清、道得明的地方，是故乡的亲人，祖宗的坟头，儿时的伙伴，青春里含乎的冲动，或许还有村头的那一座土地庙，门口的那个碾盘，也许是绕村而过的那条没有名字的小河，屋后的那棵楝树，还有那一棵歪着脖子的老榆树，等等。但是，在人说不清、道不明的地方，或许是一方水土让人养习成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那种极具地域性的知冷知热，口味的轻重咸淡，以及沉潜于下意识里的进退有据。进而再往深处、细处去考究的时候，我们能不能说，是只对人馈赠而从无所求的气象与物候呢？

  （待续）